梁启超的力倡自然功莫大焉，但林译小说恰恰成为对梁氏言论最有力的支持——如果没有大量的林译小说向人们展现小说本身的丰富美感，仅仅靠梁启超等数量有限而美感不足的政论文式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很难想象现代小说真的会在很短时间内征服传统文人，由“小道”、“下流”跃升为“上乘”，导致传统小说观念根本改变。林纾用文言翻译西方的小说，以中国文人认可的“雅语”讲述琐碎而包容万千的世俗人情，为填平中国千年文学雅与俗的鸿沟作了最初的可贵的尝试。

　　与严复使用的归化不同的是，处在一个社会、文化观念转型历史时期的林纾并不完全保守封闭，他既努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又提倡积极向西方学习。于是，翻译思想上的变化使翻译策略也由归化向异化转变。因此，林译小说中不乏有大量的外来词汇和欧化句法”，如在<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拍卖情节中，林纾多次用音译的“弗郎”代表法国货币中franc(法郎)；另外还出现了至今都通用的“礼拜”一词代表week(周，星期)，对于很多人名和地名，林纾几乎都是直接音译，如地名“拉非德”，人名“马克格尼尔”，“亚猛”，“汤姆”等等。

　　林纾是古文家，他的朋友们称他能用“古文”来译外国小说。事实上，林纾认为翻译小说和“古文”是截然两回事。“古文”的清规戒律对译书没有任何裁判权或约束力。所以，林纾并没有用“古文”译小说，而且也不可能用“古文”译小说。这只要看林纾渊源所自的桐城派祖师方苞的教诫，我们就知道“古文”运用语言时受多少清规戒律的束缚。它不但排除白话，并且勾销了大部分的文言：“古文中忌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后来的桐城派作者更扩大范围，陆续把“注疏”、“尺牍”、“诗话”等的腔吻和语言都添列为违禁品。受了这种步步逼进的限制，古文家战战兢兢地循规守矩，以求保持语言的纯洁性，一种消极的、像雪花那样而不像火焰那样的纯洁。从这方面看，林纾译书的文体不是“古文”，至少就不是他自己所谓“古文”。他的译笔违背和破坏了他亲手制定的“古文”规律。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滑稽外史》第一七章写时装店里女店员的领班那格女士听见顾客说她是“老妪”，险些气破肚子，回到缝纫室里，披头散发，大吵大闹，把满腔妒愤都发泄在年轻貌美的加德身上，她手下的许多女孩子也附和着。林纾译文里有下面的一节：

　　“那格……始笑而终哭，哭声似带讴歌．日：‘嗟乎!吾来十五年，楼中成谓我如名花之鲜妍’一歌时，顿其左足，日：‘嗟夫天!’又顿其右足，日：‘嗟夫天!’十五年中未被人轻贱．竞有骚狐奔我前，辱我令我肝肠颤颠覆．”

　　这真是带唱带做的小丑戏，逗得读者都会发笑。这段“似带讴歌”的顺口溜是林纾对原文的加工改造，绝不会由于助手的误解或曲解。他一定觉得迭更司的描写还不够淋漓尽致，所以浓浓地渲染一下，增添了人物和情景的可笑。正是他用了心的译文把当时的文人学子和平民大众一起囊括进他的小说世界里，着了魔似的。惹得后来的精英们也如痴如醉。

　　可见，这时的翻译文化开始脱下那高贵典雅的盛装走向平民大众，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距离正在消失。翻译家放弃了传统精英文化用理性、人生的价值、历史的意义、人的终极关怀等深度文化价值取向为大众构造的理性文化或理想文化空间，开始向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生计(生活的原生态)回归。他们逐步对当时中国各个层次的人的文化和知识生活进行了反思。他们并非仅仅简单地喊几声“拯救清政府”或哀叹“中国人的劣根性”，或干脆对之不屑一顾，而是直面这些复杂的现象，以自己的一支译笔担负起了介绍被压迫民族、国家、弱势群体的反抗、拼搏斗争精神。其结果促成了精英与大众文化的共融和一种多元共生文化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