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狂欢化的翻译

　　近代中国翻译史上涌现了很多的翻译人才，譬如，早期的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等等，五四时期的鲁迅、瞿秋白、郭沫若、成仿吾等等。他们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翻译题材有着极大的相似与不同之处。这时期翻译的经典标准“信、达、雅”出现了，还提出了“善译说、“宁信而不顺说、“易解、丰姿双标准论、“绝对正确、绝对白话、“信顺统一、“创作论”等理论。归化与异化并存，直译和意译相交。他们的翻译涉及到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及儿童文学等，大量的政论文、社会言情小说、科幻小说及侦探小说纷纷涌现。这时期所用的语言也是杂色纷呈，或白话、或文言、或俚语、或文白相问。更重要的是，这时期的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中占据着主流地位。

　　西方翻译理论家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例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应被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和研究。这些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但多元系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地位不同的系统，永远在互相争夺中心位置。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转变，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世界文化这个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转变因素联系起来研究。

　　该理论还认为，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系统，其中的翻译文学在三种情形下会出现繁荣，甚至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

　　(1)当文学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即文学还“幼嫩”，正处于创立阶段的时候：

　　(2)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者处于“弱势”时；

　　(3)当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的时候。

　　根据佐哈尔多元系统假说，当翻译文学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往往会打破译入语文化的传统规范，译者会着重译文的“充分性”，也就是说，译者通常会遵守出发语文化的规范：而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时，则常常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模式，这时译者着重的是译文的可接受性，亦即遵守目的语文化的规范。

　　佐哈尔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里可能占据中心位置的三种客观条件。在中国翻译的第三次高潮中，我们能找到与多元系统中构建的三种情形相契合的例子。中国文学有悠久的历史，因此第一种情形似乎并不适用，但是传统小说一向被视为“小道”，所以实际上是处于边缘的位置，这符合第二种情形：此外，以梁启超为首的“新小说”派在提倡小说界革命时，又对传统小说大力贬斥，以致小说这一文类变成真空，这是第三种情形：其实，第一种情形也是出现了的，中国现代文学还处于“细嫩”状态，我国作家自己创作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还没有出现，白话诗有待探索，话剧则连影子都没有，于是翻译文学便成了满足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的最主要来源(翻译小说占当时出版发表的小说的五分之四)。

　　这时期的林纾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中国新文化的诞生，他是其中的一位先驱。他的翻译小说无异于一扇洞开的窗户，晚清中国人首先从这里瞥见西方的文化与人生。林译小说滋养了新文学的整整一代人，很多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就是从读林译小说开始的：鲁迅、钱钟书当初对林译小说的痴迷，从他们的自述中都可见一斑。中国小说现代叙事话语的形成，林译小说有开拓之功。中国小说的狂欢化、各种小说并存的现象，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距离的日益接近、以至模糊化，林译小说是肇始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