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大量工矿企业和文化教育团体的迁入，促进了西南经济的发展和文教事业的繁荣，为西南市民生活习俗的变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和精神准备。全面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日军的破坏与利用，沦陷区的大批工矿企业、商业行业和文教部门转移到川、湘、黔、滇等内地，推动了西南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不仅为人们生活习惯的变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还扩大了西南城市民众接受外来信息的空间，使他们的价值观、消费观及生活方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而战时迅速发展的文化教育事业，则极大提高了广大西南民众的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为他们价值观、道德观的改变提供了条件。这批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新型人才，逐渐成为领导西南生活习俗变革的先锋。

　　二

　　在抗日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在广大移民的示范影响下，西南人民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正发生着一些细微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尤其突出地集中在以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为代表的城市中，构成了市民生活的新景象。

　　第一，衣食住行的变化：民国前期，西南各地因交通不便，对于京沪流行的新装，很少接触，其服饰仍基本沿袭清俗。常见服饰的内容穿短褂，外着右襟长衫，下为长裤，四季以蓝色、青色和灰色最为常见。夏天穿短单衣、长裤或长单衣，内衬短褂，冬天则穿棉袄、棉裤。至于礼服，内穿长袍四面开岔，俗称“开岔袍子”，项围高领，领在衣外，再柬一根腰带，外着短套，习称“马褂”，多用绸缎制成。未婚女青年则蓄长辫，红绳扎结。已婚妇女挽发髻，饰以金、银、玉、象牙制品。牛骨或木制的帕针、簪子、再系耳坠、手戴玉镯。重庆、成都两地还沿袭以白布缠头的打扮，“成都市内，大街小巷，往往见有男女老幼各色人等，头缠白布而行”五四以后，受外来风潮影响，知识青年中普遍开始剪长辫、蓄短发，戴“西洋帽”，着中山装，但为数不多，女知识青年剪去长辫，改为齐耳短发，妇女挽发髻的也逐渐稀少。抗战时期，民风日开，外来移民(尤其是“下江人”)带来了新的服饰装扮，既美丽又方便，因此，西南民众在服饰打扮上喜欢仿效“下江人”，男子蓄长辫，穿长袍者渐少，留“东洋头”，着淡灰色布料中山服者日多，冬季穿牛皮西装者甚多，博士帽也随之流行。城镇妇女穿旗袍、戴戒指、束金圈玉镯、长袜皮鞋、短发戴帽，并饰口红、香脂、烫头。妇女的袜子普遍是针织棉、纱丝袜，从中统到长统跳舞袜子。女工的鞋子从圆口，提篼布鞋、绣花缎鞋到平底、中跟、高跟皮鞋。此外，各种奇装异服、时髦妆扮，也不时出现在西南各城市的街头。“一到夏季，贵阳南明河畔，每当正午便有香港式水中小姐出现，美丽的泳装，丰满的肌肉，健壮的大腿……极富神秘的诱惑力”。‘日来天气渐暖，太太小姐们的春装夏服，有如五月的山花，斗奇争妍，缤纷道上，使我们想起后方社会的风气，的确与紧张的战时生活不相符”。总之，当时西南的几大城市，人们的服饰装扮日益时髦新潮，正如当时的文章所说的那样：“摩登的女郎还是为绸缎店增加生意，涂脂抹粉，衣饰人时，挟着洋装的男友，或是握着手杖的绅士，懒洋洋的走在街边，左顾右盼，离开商店，走进电影院”。这些，已成为西南各城市的生动写照了。

　　而抗战时期西南几个城市饮食习俗最大的变化，就是各地风味源源涌人西南，打破了西南战前较为单一的饮食风味，西南人广纳各地风味，兼收并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习惯。当时，全国各地的名厨大批迁往西南各城市，广东的冠生园、大三元，苏州的陆稿荐，江浙的状元楼，湖北的四象村等外地人经营的餐馆纷纷开张，饮食味别异常丰富。即使是在较为偏僻的贵阳，各种风味的餐馆也鳞次栉比，滇菜的缘鹤村、广菜的岭南楼、珠江酒家、南华酒家、广东酒家，川菜的豆花村、会仙楼，北菜的天津饭馆、北味村，黔味的中和天、天顺园等，应有尽有。此外，西餐馆、咖啡厅也大举进人西南，西餐业在这些城市的影响日益扩大。以重庆为例，抗战初期，重庆仅有西餐馆5家，到1943年，增加到30多家，许多上流社会人士常到这里会客消闲，吃西餐逐渐成为一种时髦之举。而对外来风味的吸收乃至西式糕点、餐饮的喜爱，也已成为抗战时期西南几大城市饮食习惯的一个特色。

　　与服饰、饮食相比，抗战时期西南民众在居住和交通上的变化相对要小一些。从民国以来，西南的房屋多为土木结构的一楼一底，西式楼房比较少。抗战时期随着许多达宫贵人的西迁以及城市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兴建西式楼房的热潮，大量四、五层的楼房建起来。“在马路两旁的商店，表面上都是三四层洋房，到了晚间，霓虹灯光照得走路人的眼光发花” (昆明)两旁的建筑相当的现代化，人夜霓虹灯照耀着，无线电收音机广播着各种音乐歌唱。这一切的声色以形成昆明为西南边疆的大都会，当无愧色”“(贵阳)大街上的房屋，许多都是骑楼，如香港及汕头各地所见的，下雨时，不带雨伞，行走很便利。在一般的市房中，也夹杂着五六层的大楼，路上的行人是很拥挤的，尤其是夜晚，街上电灯通明的时候，人更是热闹。因为防空，全市的房屋多半都己涂成了黑色。”

　　以交通而言，抗战以前，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几个城市的交通设施相对落后，主要交通工具有滑竿(四川)、人力车、板车、马车等。抗战以来，汽车大量增加，方便市民的社会交往。重庆、成都等地除出现许多私人汽车外，还相继开办和发展了公共汽车行业，1944年成都、重庆还准备建设缆车等新的交通工具，改善城市交通拥挤的状况。经过几年的发展，西南儿大城市的交通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以重庆为例，战时市区乘客每日约4万余人，星期假日可达5万余人．以车代步，以车代轿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