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鲁迅与范文澜的交往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个从敌对到和解的曲折过程，由于当事人有意无意的回避，这个过程已经难以原原本本地进行存在还原。不过，与此相关的基本事实，却是证据确凿不容置疑的，并且为后人更加真切地了解和认识相关人等的精神面貌和复杂人性，提供了一个最佳切入点。
     
    范文澜与鲁迅同为浙江绍兴人，1913年在北京大学文科学习时，因其姑父许铭伯与鲁迅同住绍兴县馆而相识。1917年北大毕业后，一边给校长蔡元培当私人秘书，一边与三年级的冯友兰及二年级的傅斯年、俞平伯等人一道，在北大文学研究所国学门当研究生，由钱玄同教音韵，陈汉章教训诂，黄侃教文字，刘师培、吴梅教文学史。半年之后因故辞职，1922年到张伯苓任校长的天津南开学校任教，1924年起任大学部讲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北京大学教授和北平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等职。出现在鲁迅日记中的范文澜，先是“范姓者”（1913年），后为“范云台”（1913-1918年），再后来为“范文澜君”和“范文澜”（1925-1929年），到了1932年11月18、19、24日的连续交往中，又变成了“仲沄”和“范仲沄”。在称呼的变换中，最为集中地折射出了鲁迅对于范文澜由陌生到熟悉，再由敌对到客气以至于亲密无间的曲折交往和情感演变。这两位绍兴人曲折交往的心路历程，迄今为止依然是鲁迅研究领域的一个学术盲点，透过对于这个盲点的存在还原，所看到的是当事双方极其复杂隐晦的精神面貌。
    
    一、范文澜的《忆鲁迅先生》
     
    1913年6月14日的鲁迅日记中，有“晚许诗荃来，又偕一范姓者，未问其字。夜抄《易林》。”（1）的记载，“范姓者”就是初字云台，改字仲沄的范文澜。这是鲁迅与范文澜之间最早的会面。许诗荃是范文澜的姑父许铭伯的儿子，许铭伯的弟弟，就是极其难能可贵地与鲁迅保持了终生不渝的友好关系的同乡、同学加同事的许寿裳。
     
    1937年10月7日，范文澜的《忆鲁迅先生》在《风雨》周刊第6期公开发表，文中对于自己与鲁迅之间的交往进行了专门介绍，说是“民国初年，他在教育部做佥事，单身住在北京南半戴胡同山会邑馆槐树院（好像长班叫做槐树院，记不清了）。暑假中，吃过晚饭，我同一位表弟许君，照例散步到槐树院去。我们走到的时候，他照例在书桌上吃晚饭。一小桶饭，一碗自己炖的肉，一碗汤，好像从不改换菜蔬似的。他对金石学兴趣浓厚，所谈的无非碑贴之类，我们年轻，听了等于不听。天快黑了，我们就告辞回去。一个暑假，几乎天天如此，很少见他出门去应酬，也没有听说他打牌逛胡同那些官僚该做的行事。”“《新青年》时代过了，接着是《语丝》、《现代评论》争霸时期。我那时受老师宿儒的影响，想把汉学的训诂考据和宋学的性命义理融成一片，希望做个沟通汉宋的学者，对那些新思想，认为没有多大道理。因此，心理上同当时所谓新人物疏远起来。但是经过颇长时期以后，我觉得教师宿儒，虽然学问方面有可以佩服的地方，行为却不必与议论符合。……我重新想起新人物中至少像鲁迅先生的言行一致怎样也找不出使人怀疑的地方来。怪不得他有资格奋笔教训别人。我对被教训者的同情心，不由得移到教训者方面了。” 在这篇文章中，范文澜回避了一个最为关键的事实，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那就是“新人物”中的鲁迅，对于曾经是“沟通汉宋”的旧派学者的范文澜的“奋笔教训”。
    

   二、《对于“笑话”的“笑话”》
     
    1924年1月17日，鲁迅以风声的署名，在孙伏园主持的《晨报副刊》发表《对于“笑话”的“笑话”》，说是“范仲沄先生的《整理国故》是在南开大学的讲演，但我只看见过报章上所转载的一部分，其第三节说：‘近来有人一味狐疑，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确实证据？说句笑话罢，一个人谁是眼睁睁看明自己从母腹出来，难道也能怀疑父母么？’”
     
    接下来，鲁迅又引述了范仲沄写在《整理国故》第四节的几句话：“古人著书，多用两种方式发表：（一）假托古圣贤，（二）本人死后才付梓。第一种人，好像吕不韦将孕妇送人，实际上抢得王位……”经过这种巧妙的抄录和罗列，鲁迅施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刀笔手法，举重若轻地写道：“我也说句笑话罢，吕不韦的行为，就是使一个人‘也能怀疑父母’的证据。” 关于这位“笑话”别人反而被鲁迅所“笑话”的南开大学国文系讲师范仲沄，也就是后来的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卯字号的名人一》中另有介绍：“朱希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但是他的海盐话很不好懂，在江苏浙江的学生还不妨事，有些北方人听到毕业还是不明白。……但是北方学生很是老实，虽然听不懂他的说话，却很安分，不曾表示反对，那些出来和他为难的反而是南方尤其是浙江的学生，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同班的学生中有一位姓范的，他捣乱得顶利害，可是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大家还觉得他是用功安分的好学生。在他毕业了过了几时，才自己告诉我们说，凡遇见讲义上有什么漏洞可指的时候，他自己并不出头开口，只写一小纸条搓团，丢给别的学生，让他起来说话，于是每星期几乎总有人对先生质问指摘。这已经闹得教员很窘了，末了不知怎么又有什么匿名信出现，作恶毒的人身攻击，也不清楚这是什么人的主动。学校方面终于弄得不能付之不问了，于是把一位向来出头反对他们的学生，在将要毕业的之前除了名，而那位姓范的仁兄安然毕业，成了文学士。这位姓范的是区区的同乡，而那顶缸的姓孙的则是朱老夫子自己的同乡，都是浙江人，可以说是颇有意思的一段因缘。”“范君是历史大家，又关于《文心雕龙》得到黄季刚的传授，有特别的造诣。孙世旸是章太炎先生家的家庭教师还是秘书，也是黄季刚的高足弟子，大概是由他的关系而进去的。这样看来，事情虽是在林琴南的信发表以前，这正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黄季刚与朱希祖虽然同是章门，可是他排除异己，却是毫不留情的。”（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家学渊源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使用了大量的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甚至于“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刀笔笔法。旧派学者中的黄侃（黄季刚），即使“毫不留情”地“排除异己”，却从没有像新派学者中的朱希祖那样，把将要毕业的学生开除学籍，更没有像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那样，在《新青年》杂志中公开采取既反“科学”又反“民主”的抹黑骂倒式的人身攻击态度，来提倡所谓的“科学”和“民主”。
     
    范文澜对于老师朱希祖和北大校友顾颉刚的攻击和发难，显然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而鲁迅对于范文澜的“笑话”，同样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此时的鲁迅与范文澜，恰好站在“新旧学派之争”的敌对立场上的，借用鲁迅的说法，两个人之间应该是“党同伐异”的关系。
     
    范文澜所“笑话”的“禹不是人名，是虫名”，堪称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这起公案的最早发端，是顾颉刚发表在胡适主编的《读书杂志》上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其中有“禹，《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3）之类的说法。顾颉刚作为假设提出来的学术命题，在当时曾引起不大不小的一场论争，对于这一学术假设和学术论争的积极意义，胡适以编辑组织者的身份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写道：“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