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范文澜的曲折交往(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4）
鲁迅“笑话”范文澜的立足点，与其说是胡适所提倡和坚持的纯学术的“怀疑”立场，不如说是他自己一贯坚持的“党同伐异”的人身攻击立场甚至于政治斗争立场：“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而已矣。”（5）
三、鲁迅与范文澜的和解
《对于“笑话”的“笑话”》的发表，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鲁迅与范文澜之间的正常交往。一年后的1925年10月17日，鲁迅日记中出现了“往山本医院诊，访季市，遇范文澜君，见赠《文心雕龙讲疏》一本。得三弟信，14日发。得吕云章信。夜风。”的记载。“季市”就是许寿裳。此时的鲁迅，由于支持许广平等人领导的女师大学潮被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佥事职务，许寿裳和齐寿山两人为声援鲁迅也宣告辞职。有许寿裳在，鲁迅与范文澜之间由“伐异”的敌对到“党同”的和解，应该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也许正是由于鲁迅与范文澜的和解，《对于“笑话”的“笑话”》没有及时被收入当时出版的《热风》和《华盖集》中，而是在鲁迅去世后才被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在此之前，在“党同伐异”的“壕堑战”中隐去自己的真实姓名的鲁迅，利用各种化名“奋笔批评”的敌对人物，除了林纾和章士钊之外，只有魏建功、胡梦华等几位轻量级的青年学子。
1929年5月，由上海到北京省亲的鲁迅，与范文澜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此时的范文澜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和北京大学教授。1929年5月28日的鲁迅日记中，有“晚访幼渔，在其寓夜饭，同坐为范文澜君及幼渔之四子女。李霁野来访，未遇。孙祥偈、台静农来访，未遇。”的记载。
1932年11月鲁迅第二次回北京省亲时，与范文澜之间的关系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鲁迅日记中接连有“十八日晴。晨得幼渔信。下午……霁野、静农来，晚维钧来，即同往同和居夜饭，兼士及仲沄已先在。”“十九日晴。午后因取书触扁额仆，伤右拇，稍肿痛。下午访幼渔，见留夜饭，同席兼士、静农、建功、仲沄、幼渔及其幼子，共七人。”“二十四日晴，风，上午朱自清来，约赴清华讲演，即谢绝。下午范仲沄来，即同往女子文理学院讲演久四十分钟，同出至其寓晚饭，同席共八人。”之类的记载。在1932年11月26日致许寿裳信中，鲁迅另有“曾见幼渔，曾询兄之近况，亦见兼士，皆较前稍苍老矣，仲沄亦见过，则在作教员也”之类的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在鲁迅与范文澜达成和解的同时，范文澜与自己曾经“笑话”过的顾颉刚之间，也达成了充分的谅解。
1929年是顾颉刚父亲顾子虬先生的六十大寿，钱玄同于这一年的端午节给魏建功写信，说是“顾封翁之寿礼，我想最好的确还是送寿屏为宜，而且最好还是请仲沄撰文，弟当尽写字之责。请与仲沄商之。送的人，则范、魏、马（廉）、钱四人为已知者。此外如有欲加入者，当然更好。”范文澜随后为顾颉刚父亲写出的寿序中所极力称赞的，正是自己此前所“笑话”的“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的“一味狐疑”： “书不可尽信，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秦氏燔书，旧典零落。……顾君颉刚，专精国学，辨正古史，推压偶像，剽剥神哲。非立异以鸣高，将求理之安切。故好之者，比之执锐陷坚，学林之骁将；而墨守之士，则相视骇愕，大以为怪。顾其人实恂恂懿雅，不以锋棱震物。凡与之游者，见其心意诚挚，久而益亲，知其必有世德积善，所以涵泳陶铸之甚厚。与夫小器易盈，炫奇哗众者，殆不可同日语也。今年春，颉刚而粤北来，友好留居旧都者，闻其至，皆欣欣然走访无虚日。高谈今古，备及身世。得备闻其尊人子虬先生硕德美行，而后知曩之忖度果信。”（6）
在这篇寿序落款处签名恭祝的，共有马裕藻、马衡、范文澜、董作宾、钱玄同、刘复、徐炳昶、周作人、陈垣、沈兼士、魏建功等11人。与这11人对于顾颉刚的学术成就的一致认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鲁迅借着自己曾经赞同过“禹是一条虫”的学术公案，对于顾颉刚一而再，再而三的“党同伐异”和嬉笑怒骂。 1929年7月21日，从北京省亲归来的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介绍了与顾颉刚的意外遭遇，并且株连到对方六十大寿的父亲连同自己昔日的老朋友钱玄同：“我在北京孔德学校，鼻忽推门而入，前却者屡，终于退出，似已无吃官司之意。但乃父不知何名，似应研究，倘其字之本义是一个虫，则必无其人，但籍此和疑古玄同辈联络感情者也。”
1933年2月6日，鲁迅以何家干的署名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崇实》一文，明明是谈“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却偏要借题发挥捎上顾颉刚，说是“禹是一条虫，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罢，……”同年8月18日，鲁迅又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再一次不点名地“笑话”顾颉刚：“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
到了1935年11月，曾经在《对于“笑话”的“笑话”》中明确支持过顾颉刚的鲁迅，偏偏在《故事新编·理水》中对顾颉刚的生理缺陷极尽“笑话”之能事：“‘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早在《华盖集·空谈》中，鲁迅就明确表白过“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的，与鲁迅一样得到过刀笔吏真传的周作人，在《关于绍兴师爷》一文中写道：“笔记中说老幕友讲刀笔的秘诀，反复颠倒无所不可，有云欲使原告胜者，曰彼如不真吃亏，何至来告状；欲使被告胜，则斥原告曰：彼不告而汝来告状，是汝健讼也。欲使老者胜，曰不敬老宜惩。欲使少者胜，则曰：年长而不慈幼，何也（仿佛是纪晓岚所说，但查过阅微五记却又不见）。”（7）
应该说，鲁迅对于顾颉刚的由“党同”到“伐异”的根本转变，所表现出的正是“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刀笔的秘诀”。鲁迅为自己的此种表现所提供的正当理由，无非是《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所说的“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而在实际上，曾经令鲁迅深恶痛绝的顾颉刚，只是一位颇为纯粹的学者和绅士，与章士钊之类政治上的仇敌完全不是一档子事。至少在把顾颉刚当作“落水狗”来实施“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人身攻击方面，鲁迅的表现是不值得后人学习和效法的，值得效法的反倒是他对范文澜变“伐异”为“党同”的宽容与和解的态度和表现。
注释：
（1）《鲁迅全集》第14卷第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2）周作人著《知堂回想录》第40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
（3）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5月6日出版。
（4）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读书杂志》第18期，1924年2月出版。
（5）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1卷第275页。
（6）钱玄同信札和范文澜寿序，转引自牟润孙《海遗杂著》第323、32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版。
（7）周作人：《关于绍兴师爷》，《自由论坛晚报》1949年4月5日。
鲁迅“笑话”范文澜的立足点，与其说是胡适所提倡和坚持的纯学术的“怀疑”立场，不如说是他自己一贯坚持的“党同伐异”的人身攻击立场甚至于政治斗争立场：“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而已矣。”（5）
三、鲁迅与范文澜的和解
《对于“笑话”的“笑话”》的发表，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鲁迅与范文澜之间的正常交往。一年后的1925年10月17日，鲁迅日记中出现了“往山本医院诊，访季市，遇范文澜君，见赠《文心雕龙讲疏》一本。得三弟信，14日发。得吕云章信。夜风。”的记载。“季市”就是许寿裳。此时的鲁迅，由于支持许广平等人领导的女师大学潮被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佥事职务，许寿裳和齐寿山两人为声援鲁迅也宣告辞职。有许寿裳在，鲁迅与范文澜之间由“伐异”的敌对到“党同”的和解，应该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也许正是由于鲁迅与范文澜的和解，《对于“笑话”的“笑话”》没有及时被收入当时出版的《热风》和《华盖集》中，而是在鲁迅去世后才被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在此之前，在“党同伐异”的“壕堑战”中隐去自己的真实姓名的鲁迅，利用各种化名“奋笔批评”的敌对人物，除了林纾和章士钊之外，只有魏建功、胡梦华等几位轻量级的青年学子。
1929年5月，由上海到北京省亲的鲁迅，与范文澜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此时的范文澜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和北京大学教授。1929年5月28日的鲁迅日记中，有“晚访幼渔，在其寓夜饭，同坐为范文澜君及幼渔之四子女。李霁野来访，未遇。孙祥偈、台静农来访，未遇。”的记载。
1932年11月鲁迅第二次回北京省亲时，与范文澜之间的关系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鲁迅日记中接连有“十八日晴。晨得幼渔信。下午……霁野、静农来，晚维钧来，即同往同和居夜饭，兼士及仲沄已先在。”“十九日晴。午后因取书触扁额仆，伤右拇，稍肿痛。下午访幼渔，见留夜饭，同席兼士、静农、建功、仲沄、幼渔及其幼子，共七人。”“二十四日晴，风，上午朱自清来，约赴清华讲演，即谢绝。下午范仲沄来，即同往女子文理学院讲演久四十分钟，同出至其寓晚饭，同席共八人。”之类的记载。在1932年11月26日致许寿裳信中，鲁迅另有“曾见幼渔，曾询兄之近况，亦见兼士，皆较前稍苍老矣，仲沄亦见过，则在作教员也”之类的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在鲁迅与范文澜达成和解的同时，范文澜与自己曾经“笑话”过的顾颉刚之间，也达成了充分的谅解。
1929年是顾颉刚父亲顾子虬先生的六十大寿，钱玄同于这一年的端午节给魏建功写信，说是“顾封翁之寿礼，我想最好的确还是送寿屏为宜，而且最好还是请仲沄撰文，弟当尽写字之责。请与仲沄商之。送的人，则范、魏、马（廉）、钱四人为已知者。此外如有欲加入者，当然更好。”范文澜随后为顾颉刚父亲写出的寿序中所极力称赞的，正是自己此前所“笑话”的“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的“一味狐疑”： “书不可尽信，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秦氏燔书，旧典零落。……顾君颉刚，专精国学，辨正古史，推压偶像，剽剥神哲。非立异以鸣高，将求理之安切。故好之者，比之执锐陷坚，学林之骁将；而墨守之士，则相视骇愕，大以为怪。顾其人实恂恂懿雅，不以锋棱震物。凡与之游者，见其心意诚挚，久而益亲，知其必有世德积善，所以涵泳陶铸之甚厚。与夫小器易盈，炫奇哗众者，殆不可同日语也。今年春，颉刚而粤北来，友好留居旧都者，闻其至，皆欣欣然走访无虚日。高谈今古，备及身世。得备闻其尊人子虬先生硕德美行，而后知曩之忖度果信。”（6）
在这篇寿序落款处签名恭祝的，共有马裕藻、马衡、范文澜、董作宾、钱玄同、刘复、徐炳昶、周作人、陈垣、沈兼士、魏建功等11人。与这11人对于顾颉刚的学术成就的一致认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鲁迅借着自己曾经赞同过“禹是一条虫”的学术公案，对于顾颉刚一而再，再而三的“党同伐异”和嬉笑怒骂。 1929年7月21日，从北京省亲归来的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介绍了与顾颉刚的意外遭遇，并且株连到对方六十大寿的父亲连同自己昔日的老朋友钱玄同：“我在北京孔德学校，鼻忽推门而入，前却者屡，终于退出，似已无吃官司之意。但乃父不知何名，似应研究，倘其字之本义是一个虫，则必无其人，但籍此和疑古玄同辈联络感情者也。”
1933年2月6日，鲁迅以何家干的署名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崇实》一文，明明是谈“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却偏要借题发挥捎上顾颉刚，说是“禹是一条虫，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罢，……”同年8月18日，鲁迅又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再一次不点名地“笑话”顾颉刚：“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
到了1935年11月，曾经在《对于“笑话”的“笑话”》中明确支持过顾颉刚的鲁迅，偏偏在《故事新编·理水》中对顾颉刚的生理缺陷极尽“笑话”之能事：“‘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早在《华盖集·空谈》中，鲁迅就明确表白过“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的，与鲁迅一样得到过刀笔吏真传的周作人，在《关于绍兴师爷》一文中写道：“笔记中说老幕友讲刀笔的秘诀，反复颠倒无所不可，有云欲使原告胜者，曰彼如不真吃亏，何至来告状；欲使被告胜，则斥原告曰：彼不告而汝来告状，是汝健讼也。欲使老者胜，曰不敬老宜惩。欲使少者胜，则曰：年长而不慈幼，何也（仿佛是纪晓岚所说，但查过阅微五记却又不见）。”（7）
应该说，鲁迅对于顾颉刚的由“党同”到“伐异”的根本转变，所表现出的正是“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刀笔的秘诀”。鲁迅为自己的此种表现所提供的正当理由，无非是《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所说的“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而在实际上，曾经令鲁迅深恶痛绝的顾颉刚，只是一位颇为纯粹的学者和绅士，与章士钊之类政治上的仇敌完全不是一档子事。至少在把顾颉刚当作“落水狗”来实施“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人身攻击方面，鲁迅的表现是不值得后人学习和效法的，值得效法的反倒是他对范文澜变“伐异”为“党同”的宽容与和解的态度和表现。
注释：
（1）《鲁迅全集》第14卷第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2）周作人著《知堂回想录》第40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
（3）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5月6日出版。
（4）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读书杂志》第18期，1924年2月出版。
（5）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1卷第275页。
（6）钱玄同信札和范文澜寿序，转引自牟润孙《海遗杂著》第323、32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版。
（7）周作人：《关于绍兴师爷》，《自由论坛晚报》1949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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