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敏泽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江苏省一些青年作家、翻译家陈椿年、高晓声、叶至诚、方之、陆文夫、梅汝恺、曾华等，也试图探索办同人杂志之路。这些人在1957年6月初发起组织《探求者》文学月刊社，他们不过是有此愿望，并没有成为事实，就因为反右派斗争而中止。方之、叶至诚后来回忆，当年「受到了党的双百方针的鼓舞，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传达报告，又促使我们去思索生活中的新问题，例如，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关系的调整，正确吸收外国经验和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史达林的悲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等；当时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危害性也已暴露出来，使许多有识之士感到疾首痛心──这一切，使我们感到不能再老一套地写下去了，迫切想打破公式化、概念化，力求有所创新，大胆干预生活，于是便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筹办《探求者》文学社团和刊物。」19「探求者」只是一个刚具雏形便遭来灭顶之灾的文学社团，实际生存期仅一个月。他们有一份表明观点的「启事」草稿，起草者高晓声，又有一份「章程」草案，执笔者为陆文夫。后来，「启事」和「章程」作为供批判用的材料被公布20。
对「机关刊物」提出质疑，是《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发出的声音之一。它对当时一些文艺杂志的办法，表示很不满意：编辑部缺乏独立见解，显示不出探讨人生的精神；特别是在艺术问题上，没有明确的目标，看不出它们的艺术倾向。《启事》认为，这是用行政方式来办杂志的必然结果。用行政方式办杂志的缺点在于它是「官办的」，尽管申明并非机关刊物，但是却摆脱不了机关刊物的性质。《启事》在概述了机关刊物难免的缺点之后声称：我们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把编辑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来源就依靠同人，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艺术风貌。《启事》提出了自己在文学方面的主张：文学创作有过漫长的历史，积累了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今天看来，就像打仗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兵器一样，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各种创作方法都可以运用。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更不承认这是唯一的方法。我们将勉力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促进社会主义。
为了追求刊物的特色，为文学发展提供独异的话语空间，《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章程》明确提出：「刊物不发表空洞的理论文章，不发表粉饰现实的作品。大胆干预生活，对当前的文艺现状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崇拜权威，也不故意反对权威，不赶浪头，不作谩骂式的批评，从封面到编排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本刊系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之刊物，不合本刊宗旨之作品概不发表。」21这种编辑原则，虽然没有机会在实践中贯彻、实施，但其探索性、异端性，与主流话语规范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
「探求者」的言论，遭到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康生说它「有组织、有纲领、大摇大摆公开活动」，意即它的形态比较完备，活动面较广。姚文元更是连篇累牍，事后发表了好几篇批判文章，指斥它的「反动文艺思想」22。《新华日报》则为此发表了社论，接著《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不满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的现状，不满意社会主义革命的现状，不满意共产党领导的现状，这就是『探求者』要去『探求』另外甚么东西的原因。」「他们既然不满意现状，当然只能探求到现状的反面去。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离开共产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二者必居其一，这是不用探求就很明白的常识。因此，他们所谓『打破教条束缚』，就是要打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所谓『大胆干预生活』，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制度；所谓『严肃探讨人生』，就是否认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就是他们所谓『探求』的实质。至于所谓『促进社会主义』，也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促进』到他们所『探求』的那些方向和目标去。」23这一场批判的结果是：陈椿年、高晓声、梅汝恺、曾华被划为右派分子，方之、陆文夫、叶至诚的处境比右派分子也好不了多少24。
在反「右」之后日益激进的文化思潮中，不仅有关同人刊物的言说被放逐，就是文联、作协机关刊物的处境，也是举步维艰。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文学艺术作出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25在接踵而至的整改中，大批刊物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到「文革」时期，出版机构瘫痪、撤销，编辑队伍下放劳改，绝大多数期刊被迫停刊。截至1969年，全国期刊只剩下《红旗》、《新华月报》、《人民画报》和外文版的《人民中国》、《北京周报》、《中国文学》等20种刊物。「这仅存的20种期刊，不仅比建国初期的1950年（出版期刊295种）的数量少275种，而且也是近百年来中国期刊发展史上全国期刊出版量的最低点。」26极「左」思潮的不断演化，给文学、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灾难。精神产品「一体化」的生产机制，最终在严酷的文化禁锢中达到极致进而趋向解体。
注释
1 胡乔木：《文艺工作者为甚么要改造思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页1。
2 丁玲：《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载1951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
3 胡风1949年4月26日致路翎信，见《胡风全集》第9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250。
4 梅志《胡风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619。
5 《胡风全集》第5卷，页347。
6 胡风1952年8月25日致王元化信，见《胡风全集》第9卷，页565-566。
7 绿原：《试叩命运之门──关于「三十万言」的回忆与思考》，见《胡风三十万言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17。
8 [韩]鲁贞银：《关于「胡风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访谈录──访谈牛汉、绿原、耿庸、罗洛、舒芜》，载《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4期。
9 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见《胡风全集》第6卷，页411-412。
10 同注9，页419。
11 同注9，页423。
12 同注9，页420-421。
13 李频：《胡风的编辑生涯》，见《大众期刊运作》，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页414。
14 黎之：《文坛风云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52。另据郭小川1969年7月14日写的极具「文革」特色的书面检查──《向毛主席请罪 向革命群众请罪》，郭小川痛陈当年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是一个「黑会」，「这个黑会的中心问题是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级政策，歪曲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取消了刊物的无产阶级立场，抛弃了无产阶级政策」，「用『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