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流变的历史上，1958年的文艺大跃进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事件。从表面上看，文艺大跃进无疑是荒诞的，但是，作为当代文学流变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环节，它不仅一点也不荒诞，而且是解决当时文化危机的重要措施和实现文化战略意图的关键之举。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仅成功地解决了1957年给文坛留下的一系列问题，而且成功地解决了1949年之后中国文学一直面对的一些难题。从知识分子话语的角度考察文学发展流变的历史，文艺大跃进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因为正是在这一群众性的文艺运动中，权威话语与民间话语一道彻底扫荡了残存的知识分子话语，并决定了此后20年文学运动的方向和基本形态。

　　一

　　面对1958年的中国文坛，首先使人为之惊异的是大跃进民歌运动。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无论哪一个时代都有大量的民歌。它产生于民众的口头创作，以口头的形式在民间传播，有的因为种种原因而被历史记载，而大多数作品都会很快自行消亡，因为新的创作不断出现，流传于口头的民歌也会不断更新。这是艺术生产和消费的一个自然过程，一代又一代，自生自灭，少为人知。可是，当历史的长河流经1958年，民歌却引起了国家领袖的关注，创作和收集民歌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甚至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从这年3月开始，毛泽东连续发出指示，要求收集民歌。于是，收集民歌的活动迅速开展起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单位立即进行“采风大军总动员”；各省党委或宣传部陆续发出了关于组织收集民歌的通知；全国各地迅速成立了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各地报刊纷纷开辟了民歌专栏……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歌运动就这样地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大跃进民歌运动影响了当时整个文坛。1958年9月2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跨上火箭篇》，提出文艺也要大跃进，并且呼唤：“文艺也有试验田，卫星何时飞上天？”《文艺报》立即以专论的形式正式向艺术家发出号召，要求“文艺放出卫星来”。《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及时报道了各地收集、创作民歌和文艺大跃进的辉煌战果，并对各地的先进经验进行介绍。一场文艺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地迅速开展了起来。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我们透过发黄的报刊遥望40多年前的那场运动，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特殊的氛围。作为一场有组织、有领导、自上而下开展起来的文艺运动，它特别引人注目之处有二：

　　一、对产量的高度重视和极端追求。全国各地都在制订计划，下达指标，象完成钢铁产量和粮食征购任务一样完成文艺创作任务。比如：呼和号特市决定搜集50万首民歌；内蒙全区要搜集1千万首；安徽肥东一个县半年创作民歌51万首；南京市50天中产生群众创作130万余篇；河南省据96个县的统计已有创作组30751个，创作量是上千万篇；许昌一个专区在几个月中就创作了作品316万件；河北省委发起了一个1000万篇的群众创作运动，结果却被保定一个地区全包了……[1]运动轰轰烈烈，作品产量惊人，各种选集纷纷出版。据不完全统计，仅1958年的大半年间，全国省市以上的出版社正式出版的集子就近800种。大量由于纸浆未经漂白到处都是东倒西歪的字迹残骸的蓝灰色再生纸被用于印刷民歌。诗集出版量远远超出了五四以降几十年的总和！

　　二、对作者数量的高度重视和迅速培养。从当时的各种报导看，似乎有一种撒豆成兵的魔法使中国一夜之间出现了那么多的作家和诗人。田间地头，车间靶场，几乎到处都在赛诗；男女老幼，干部群众，一群群都在进行文艺创作。也许这个民族潜在的能量的确不可估量，重要的是如何挖掘和调动这种潜力，并且将其发挥到极致。在这一点上，1958年是一次空前的尝试。有些地方要求从七八岁的孩子到七八十岁的老太婆都必须完成一定的指标，有的地方提出了“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和“县县要有郭沫若”的口号。山西省提出一年内要产生30万个“李有才”和30万个“郭兰英”；甘肃规划半年产生500名作家，一年出现2000名作家，三年出现10000名作家；河南商丘县委宣传部的总结中说，他们那里出现了大批作家艺术家，“这些农村里的诗人、演员、艺术家，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有的只上过几年小学，更多的是没有进过学校的门，刚摘掉文盲的帽子。”因此，被称为“作家”的人数迅速增长，由1957年的不足1000人，迅速增长到1958年的200000人。[2]

　　具体的做法正如当时的报刊在经验介绍中所透露的：“起初，有一些劳动群众对民歌创作有自卑感，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低，不能写，有一些人对于民歌的政治作用还估计不足，因而进展不快。我们就选择了工厂、农村、街道各一个点，首先通过一些普通劳动人民创作民歌的事例，向广大群众作典型介绍，用演唱、展览等方式，大张旗鼓破除迷信，克服自卑感，使大家明白自己也可以创作民歌，这一关冲破了，群众劲头就大了。如清平街开始搞时只有十来篇稿，后来抓住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欧富女创作民歌歌颂毛主席的事例，召开全街群众大会宣传，并演唱了她的作品，第三天全街居民就写了2300多件作品，又通过这些作品街头展览，居委会普遍举行民歌演唱晚会，7天便写了1万多件，使这条街道处处是民歌。”[3]

　　面对这一切，我们有理由发问：十万火急地动员大众参与文艺生产，大张旗鼓地培养工农作家和诗人，目的究竟是什么？是领袖“采风”的雅兴？是作为诗人的毛泽东要使他的子民都成为诗人？问题大概并不这么简单。所谓“重要的政治任务”，大概不是一句空话。那么，它的重要性究竟何在？


二

　　毫无疑问，1958年的文艺大跃进与1957年政治上的反右派斗争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1956年开始到1957年春天形成高潮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潮流给当代中国文学带来了空前的活跃气氛和“百花欲放”的局面。然而，活跃的气氛中出现了尖锐的批评，双百方针威胁着刚刚建立的文艺规范。这一切超出了政治权威的预期。于是，一场“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战斗迅速打响，探索者被迫停止了探索，争自由者进一步失掉了自由，补天者也被作为破坏者打入地狱。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全国有55万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用当时和后来都颇为流行的话说：文艺界是重灾区。

　　历史没有理由忽视55万右派分子被送往改造之途给文坛带来的实际后果。因为无论以什么方式都无法掩盖这一后果给文坛带来的大面积荒芜。特别是那些崭露头角、创作力旺盛的年轻作家和诗人：公刘、白桦、邵燕祥、流沙河、王蒙、从维熙、刘绍棠、李国文、高晓声……他们在50年代中国文坛上不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无论郭沫若等老一代作家多么努力地配合新时代，他们的创作都已经失掉了生命的活力，那些勉为其难的配合之作总是透露着思想的苍白和感情的杂质。真正支撑着50年代大陆文坛的是革命队伍自己培养的年轻一代，因为他们虽然呈现着普遍的知识资源的贫乏和思想的浮浅，却有真挚而充沛的感情发出响亮的声音。但是，他们随着反右斗争的利刃而大片倒下了。它给文坛留下了一个迫切的课题：填充空白，再造文艺繁荣之景。而文艺大跃进正是制造文艺园地繁荣景象最有效的方式。它以铺天盖地之势迅速填补了反右派运动给文坛留下的荒芜空间，并象征性地宣告：即使没有那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文学艺术照样可以繁荣。只有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要制订指标，规定任务，甚至要求从七八岁的孩子到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都要进行“文学创作”；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要以大刮“浮夸风”的方式制造作家队伍迅速壮大的假象。因为它可以告诉人们，反右之后文艺园地不仅没有萧条，而且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