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几千年来多数的中国男性并无差别。不同的是：也许其他男性对包办婚姻的认同缘于一种惯性或是惰性，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人就是这样过来的。胡适却不然，他是清醒的、理智的，曾经过了审慎的思考研究。他以为“订婚之后，女子对未婚夫自有特殊柔情。故偶闻人提及其姓名，伊必面赤害羞；闻人道其行事，伊必倾耳窃听；闻其有不幸事，伊必为之悲伤；闻其得意，则必为之称喜。男子对其未婚妻，亦然。及结婚时，夫妻皆知其有相爱之义务，故往往能互相体恤，互相体贴，以求相爱，向之基于想象、根于名份者，今为实际之需要、亦往往能长成为真实之爱情”。（《中国婚制》，《胡适文集·书信日记》33－3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胡适以为名份在旧婚制中是爱情的种子，在婚前萌芽破土，在婚后的互敬互爱中亦能长成参天大树。他将爱情婚姻与责任义务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指明了旧婚姻主要特点。勿庸置疑，胡适的分析有其合理性。因为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就描写了相思的永长，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亦是刻骨铭心的爱之绝唱。但是也必须承认，胡适对旧婚制认识失之片面，对其泯灭人天性的一面是回避的。  

　　也许胡适对旧婚制好感缘于其亲身体验。在他求学的13年中，对未婚妻江冬秀是既重“名份”又寄真情的，并对再三延长婚期心存愧疚与歉意。在1914年7月8日与江冬秀的信中写道：“适去家十载，半生作客他乡，归期一再延误，遂至今日。吾二人之婚姻亦因此延误，殊负贤妹。”并且胡适曾在寄给江冬秀的照片背后题诗云：“万里远行役，轩车屡后期，传神入图画，凭汝寄相思”。他还以《古诗十九首》的句子寄托“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的感慨与思念，体现出典型的东方情调。  

　　其实这种情调源于他东方人的情感形态，胡适留美7年中，在许多方面如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治学方法等受到西方的影响，但在家庭婚姻方面仍是赞同东方人。他在日记《容忍与各行其是》中写道：“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而东方人的家庭生活方式、心理状态是父（母）慈子孝，夫唱妇随，四世同堂，尽享天伦。这是胡适心向往之的。因此他在“得家中照片题诗”的末段写道：“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轩车何来迟，遂令此意负。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筑室杨林桥，背山开户牖。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何须赵女瑟，勿用秦人缶。此中有真趣，可以寿吾母”。这是一幅典型的体现着东方人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图画：夫妻恩爱，琴瑟相得，长幼有序，母慈子孝，背山而居，种菜种韭。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一致，表现出东方所特有的温馨安逸，怡然自得生活状态，流露出胡适无法摆脱的也不愿摆脱的东方情结。  

　　我们知道，胡适曾提出过“全盘西化”的观点，那么他的这一人生理想是否与之相矛盾？其实不然。胡适深知对于西洋文化，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全盘采取，事实上也决不能全盘采取，他是希望通过旧文化的惰力来历史地自然地折衷。胡适作为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人物，其文化思想上必然带有两个时期碰撞冲突又调和折衷的特征。而在家庭问题上对东方生活方式的眷恋与憧憬就化成其坚守婚约的内驱力。  

　　其次，通过对中西婚制的比较，得出我国女子所处的地位高于西方女子的结论。他在日记中写道：“数日前余演说吾国婚制之得失，余为吾国旧俗辩护，略云：‘吾国旧婚制实能尊重女子之人格。女子不必自己向择偶市场求炫卖，亦不必求工媚人之术。’”在胡适看来，东西方女子地位的差别在于是否需要讨好男人，这不能不说是失之肤浅的。固然不能否认西方女子在社交中的处境有其卑微无奈的一面，但毕竟其有学音乐、舞蹈和与男子交往的自主。其实中西方女子的地位并无本质之别，与其构成差别的却是高高在上的男性。  

　　总之，胡适对于封建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如缠足、节烈贞操、迷信、嫖娼等深恶痛绝，在许多文章中加以批判，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愤激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对于律诗也一概否定。然而对于旧的婚制却有所偏爱，虽其见解不乏合理因素，但却未能揭示其罪恶的本质，这不能说是其思想的局限。  


　　                        四


　　自古道“道不同、不相谋”。的确，无论是君臣、朋友，还是夫妻间感情的维系主要依凭的是“道”。  

　　胡适夫妇虽然兴趣、爱好、知识水准有天壤之别，但在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上却有其本质性的一致。这就是他们互敬互爱，白头偕老的根本原因。  

　　首先，他们都是无神论者。自古以来，对世界的认识就存在“有神”与“无神”的差别，这种对立思想广泛地体现于中外思想文化中。  

　　其实胡适也并非是天生的无神论者，他也经历了由拜神到无神的转变。胡适的父亲是无神论者，但在胡适三岁时就已去世，胡适的母亲及家中其他女眷都信神，胡适小时也曾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后来他读到了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引的范缜的《神灭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从此胡适接受了无神论，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并坚信这一学说。（留美后曾动摇，但最终放弃当耶教信徒要求）所以面对矛盾复杂的传统文化思想，胡适并不盲从，由此他也养成了刻苦学习爱动脑的习惯。  

　　尤为可贵的江冬秀也是无神论者。胡适曾夸奖她：“不迷信、不看相、不算命、不祭祖先。她的不迷信在一般留学生之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总之胡江二人一致信仰的构筑了其婚姻的基石。此外，他们还有共同的人生理想：不做官。  

　　官本位思想在中国有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西方“以商立国”，中国恰好相反，“以农立国”。封建王朝长期实行“重本抑末”政策，致使商人地位低下。并且在中国四千多年的专制政治中形成了君贵臣贱，官贵民贱以及等级森严的官本位和特权制传统。中国专制政体主要靠庞大的官僚机构来支撑，并且对官吏的选拔尤为重视。所以官在中国有着极高的地位，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多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作为衡量人生价值实现的尺度。而胡适夫妇对这一落后的传统思想是摈弃的，对升官发财，富贵荣华的中国人心仪神往的人生道路是否定的。  

　　胡适在回国之初就在文章中反复表明远离政治，不做官的态度。他曾说：“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他也向同事们建议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最基本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有意识地为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可见胡适首先重视的是学术而非政治。  

　　江冬秀对仕途的厌恶要比胡适强烈，不问政治的决心也更为坚定；胡适1938年任驻美国大使后，曾在信中表明态度。“现在我出来做事心理常常感到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的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1938年11月24日信）还曾说：“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1938年7月30日信）江冬秀作为一个旧式女子能有此迥异于世俗的胸襟见识，是十分值得赞赏的。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1947年蒋介石力劝胡适出来参加政府，江冬秀临送胡适上飞机时还郑重叮嘱：“千万不可做官”。以往中国男性多想进入仕途，求取功名，光宗耀祖；而女子也希望男人做官，实现夫贵妻荣的梦想。而胡适夫妇的价值观却与这一传统观念相悖离，这是十分令人感佩的。  

　　此外，胡适夫妇间互敬互爱，表现出对中外文化中进步思想的发扬与融合。首先，江冬秀是位理想的贤内助。“三从四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