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导论，第4～5页。 

　　〔4〕（美）夏绿蒂·弗思：《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丁子霖等译，湖南科技出版社1987年版。 

　　〔5〕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文集》（二十三），中华书局1932年版。 

　　〔6〕〔12〕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59、64页。 

　　〔8〕（美）克利福德·吉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八章。 

　　〔9〕汪晖：《现代中国的思想起源》第二部下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十一章第一节《“两种话语”与科学话语共同体》。 

　　〔10〕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载《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11〕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3〕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学界取得胜利只是说这一理论被中国学者广泛认可，如同实证主义史学一样，在学界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不是说它成为统摄学界的唯一的史学理论。 

　　〔14〕〔15〕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7卷5号（1920年4月1日）。 

　　〔16〕〔18〕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23～224、225～227页。 

　　〔17〕卢毅：《“国学”、“国故”、“国故学”——试析三词在清季民初的语义变迁和相互关联》，《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9〕胡适就是一个最佳例证：胡适去美国本是学农业的，由于从小就没接触过相关知识教育与训练，在一些最基本的实验中，美国学生分分钟搞掂的事，胡适却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去做，最终胡适脱离“科学”而趋于“文学”了。 

　　〔20〕胡适：《论国故学》，《胡适文存》卷二，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第286页。 

　　〔21〕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版，第68页。 

　　〔22〕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1月6日，第3页。 

　　〔23〕由于这两次论战时间重叠相连，内容交织，因而国内研究者有时会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来统称这两次论战。 

　　〔24〕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2页。 

　　〔25〕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 

　　〔26〕（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 

　　〔29〕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影印本），生活书店193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