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耻感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一个令人不能不面对的准则的责任。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的治国主张，即是奠定于对羞耻感的认同这一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孔子自始至终竭力强调的“礼治”思想，已经先在地将羞耻感作为某种肯定性伦理价值原则置于基点的地位上了。可以断言的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礼”既是出于对羞耻感的共同性体认，亦是对于羞耻感的再度自觉维护和建设。即它是由羞耻感出发，最后又回到羞耻感的一个圆满过程。设若失去了羞耻感这一根基，儒家思想着力构建的伦理秩序将势必无从谈起，儒家文化的价值维度同样也会面临确立的困境。只是，儒家思想者在运用羞耻感这一概念时，由于民族思维习惯使然，并没有首先对其施以严格的内涵界定，仅是将它理所当然地视作了人兽区别的一个显在标识。如“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惟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之类的训诫式话语，已经把羞耻感（礼）当成了一个命题不言而喻、无需论证的先决条件。在某种意义上，羞耻感在儒家思想那里是被作为“良知”或者说良知的一部分来对待的。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针对封建传统文化所施与的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表明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及参与者根本没有理会羞耻感在封建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不过，中国古人无心担当的这项课题，在西方学者那里却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关注，如舍勒便曾就羞耻感现象及其意义给予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和精彩的伦理分析。虽然他也注意到了在人兽之间存在的羞耻感差异问题（如舍勒指出：“动物的许多感觉与人类相同，譬如畏惧、恐惧、厌恶甚至虚荣心，但是迄今为止的所有观察都证明，它似乎缺乏害羞和对羞感的特定表达。”（1）），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向纵深处探寻，试图全力开掘出羞耻感的潜在价值。由于他在敬畏与羞耻两种心理之间洞窥到了某种亲密的联系，进而在承认前者是“一种高级的肯定价值的载体”（2）之时，也一并将这种承认赋予了后者。在他看来，“……真正的羞始终建立在对肯定的自我价值的感受之上。……在身体羞感上，则是针对一切身体的优点和美。在保护感的功能上，羞感只能指向肯定的自我价值；因为只有这类价值要求并需要呵护。生命朦胧地感觉和意识到自己越高贵，它的羞感就越强烈；龌龊的东西对它的威胁越大，天性为它最高贵的核心所设的那层天然保护罩就越牢固。羞涩只指向个体的肯定的自我价值，这就是一种本质联系。因此，另一方面，羞涩的发现也始终是‘美’的发现。”（3）在此，舍勒将羞耻感或者说羞涩感的存在，理解为了主体对自我价值的感知和保护。也就是说，羞感的在场其实就是在表达主体自我价值的在场。同样，羞感的丧失，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主体自我价值感的破碎或丧失。基于此，在宽泛的意义上而言，羞耻感往往是与自尊感同时存在和出现的。恰如帕伦伯格所称：“……与羞耻感伴随的是更强烈的、明显的自尊（self-reference）；羞耻感不仅与个人自身的自我及真正命运相关，而且与自我（ego）的个体性有关。”（4）然而，中国今日所遭临的羞耻感问题，却正同“五四”期间女性追求独立解放时的自尊意识密切相关。她们在向男权社会发起挑战，以求讨回合理的女性尊严时，有意无意地舍弃了女性固有的或被强加的矜持感。
　　这里我用“固有的”和“被强加的”两种限定语对于矜持感进行区分，原因在于当时的人们由于执迷于男女平等的信念和诉求，根本不愿意将矜持感接受为女性固有的心理品质。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甚至认为这是男性别有用心为女性设置的一个阴险桎梏，因而打破这一桎梏也就拥有了合法的理由。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女性仍有一定的矜持感的话，那么我以为这种矜持感当中蕴含更多的是一种傲慢而非羞涩。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具有启蒙象征意义的女性，诸如子君（鲁迅《伤逝》）、莎菲（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何雪樵（石评梅《匹马嘶风录》）以及冯沅君《隔绝》中的女主人公等等，其身上流露出的个性无不是傲慢的（当然，子君多少有些例外，她的身上还残存着些许羞涩的特征；毕竟，这位由男性作家塑造出的女性形象，不像其他那些出自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那样，主要承担的是性别启蒙的意义）。尽管这几位女性形象在性格层面不尽相同，但都共有着强硬的男性化气质。典型的便是莎菲，她的存在始终就是一股强劲压力，使得男主人公苇弟相形之下更现出女性的柔弱来。这种性别的倒错式反差，在其余文本里也均有所反映。虽然此时的女主人公们尚未刻意与男主人公们为敌，但是性别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此已明显暴露了出来。鉴于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让自己向男性化的气质靠拢，真正的男性也就很难作为男性出现在她们的眼里了。所以，在她们那里，普遍存在着对于男性的失望情绪。子君同家庭决裂又复合的自我否定的人生轨迹，表明的不单是其对于出路的绝望，亦更是对于涓生的绝望。虽然她没有像莎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