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它承担着奢侈、放荡、邪恶等种种暗示。这一情状表明了时装在那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化事实。
　　然而，服饰于性别间的暧昧还仅仅是表象层次的，最严重的是，男女性格在此时也开始趋于暧昧了。它具体表现在女性逐渐剔除了柔弱、羞涩、含蓄等内敛性品质，而代之以刚强、爽朗、粗犷的外向性性格。这种性格被认为恰是一个“社会主义劳动者”所需要的具有健康体力保证的性格，它处处洋溢着时代的活力。在相当程度上，柔弱、羞涩和含蓄这种内敛性品质是被认作同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且带有一定封建意识成份的保守女性的性格特征，它实在不合乎社会主义新时代女性个性的审美规范。基于此，女性的男性化性格开始日渐成为文学作品中的时尚。从有着“火辣辣的性子”的李双双（李准《李双双小传》）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作为该时代农村女性的新形象，她那种“干起活来快当利落”的身体实力，以及泼辣、直率和果敢的性格，已经标志着实现女性历史地位转捩的必然。只是，鉴于农村题材小说于当时的重头地位，我们所能见到的此类形象大都是来自于农村。在《新结识的伙伴》（王汶石）中，作者出于彰显这种性格形象的目的，有意设置了两个具有性格反差效果的人物（张腊月和吴淑兰），以增强他所认同的人物个性的冲击力。这种反差在小说开篇人物刚一出场时便显露了出来：“吴淑兰，一个肤色微黑，瓜子形脸庞，约莫二十七八岁的农家妇女，站在路边的田塍上，穿一件合体的阴丹士林小衫，黑市布裤子，嘴角挂着宁静而好奇的笑容，望着对她说话的人……”；“对她说话的，是一个同她一般年纪，但外表上看来比她显老的女人；中等身材，圆肩头，红喷喷的脸，翘起的上唇；眉里眼里露出的神气，表明她是个泼辣、大胆和赤诚的女人”。可以看出，这里的张腊月不仅在性格上是男性化的，即使是在相貌上也呈现出了男性化的痕迹。
　　当然，李双双、张腊月这些形象是被作为肯定性的形象加以塑造、推崇的，因此，设若说在她们那毫无羞怯感的性格之中尚不乏可爱之处的话，那么，到了那些被作为否定性的女性形象如“小腿疼”、“吃不饱”（赵树理《“锻炼锻炼”》）、“赖大嫂”（西戎《赖大嫂》）那里，其男性化性格则已演变成了刁钻、无赖和蛮横，这种可说是不知羞耻的品性，别谈什么可爱简直是可怕了。在她们身上，我们几乎已看不到真正属于女性的品质，她们似乎就是男人——一种丑陋的男人。此种可怕的变异，应当说是同当时抹煞性别差异的努力有着密切关系的。但，取消性别差异的恶果并不仅止于此，它同时还促发了对于那个时代爱情的摧毁。因为“在爱情里最高的原则是主体把自己抛舍给另一个性别不同的个体，把自己的独立的意识和个别孤立的自为存在放弃掉，感到自己只有在对方的意识里才能获得对自己的认识。”（12）而性别差异取消必然导致的主体在对象上的空缺，已使其压根无从令自己的性别存在对象化，自然也就没有可能产生爱情的感觉。由这一意义说来，那个时代的爱情只能是观念形态的，它并不是从主体个我身体的冲动力量出发的。故此，那个时代的爱情完全是虚假的，是一种纯粹观念上的幻觉。按照别尔嘉耶夫的说法，幻觉“是由自我中心主义产生的”、“是原罪的结果”（13）。它并不能使主体个我借助于其本身从事自己和对象的完善，它只能使主体及其对象疏离这种完善，真正得到完善的仅是观念自身，即那个时代所弘扬的价值取向。主体及其对象在这种幻觉之中，只不过是充当了被观念所利用的廉价工具而已。从另一方面说，性别差异所造成的羞耻感的迟钝，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爱情也是一种遏抑。司汤达说：“爱情是文明的奇迹。在未开化的或者非常野蛮的人群中，只发现有粗野的肉体之爱；而羞耻心则帮助爱情发挥想象力，也就是赋予爱情以生命力。”（14）至于论及羞耻心的功能，司汤达称“它是爱情之母”（15）。既然如此，那么，在一个羞耻感受到一定损伤的年代里，爱情又怎能不受到同样的损伤？
　　令羞耻感受到重创的因素，不独可以在性别差异的抹煞中获得解释。进入50年代之后，举国大张旗鼓掀起的“破旧立新”、“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等反偶像运动，对于羞耻感的打击同样不可小觑。因为这场运动实际上是一次之于大众敬畏精神的彻底清洗，它在洗净这种为舍勒称作“灵魂的羞涩”（16）精神的同时，亦必然一并洗去了其中所含括的羞耻感。敬畏精神的缺失，引致的是一种崇高羞耻感的缺失。也可以说，它消解了羞耻感中的崇高与神圣意识。此外，人性情感的意识形态化（如有人说：“我们也认为某些感情虽然也有主观的乃至生理的原因，但是归根结底也是物质的社会生活的反映，是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反映。因为作为人的感情不同于动物的冲动，根本就是由人的社会意识所制约，根本就是人的阶级意识的表现。”（17）），也由本能上否定了羞耻感的合法性，将其转换成一种政治性的存在。这样一来，羞耻感便很容易地被观念化了，处处会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左右；其先验的冲动也只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遭到抑束，致使自身成为一种“应该”和“不应该”的理智判断，从而摈弃了羞耻体验中的某种神秘感与命定感。而当羞耻感不再控制着人，而是人控制着羞耻感时，这便意味着羞耻感已不复是羞耻感了。

　　与5、60年代的羞耻感状况不同，8、90年代的羞耻感问题一方面是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迅猛浸染有关——反叛一切既往经典价值观念的冲动，引发了传统伦理规范的混乱与危机。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所谓反崇高姿态，可以看作是这一时代向羞耻感大胆挑战的时尚宣言。另一方面，该问题则是随着欲望的逐步全面开禁而越发加剧的，这种欲望包含了精神与身体的双重诉求。表现在精神上，是权力欲望的空前膨胀。其中，女权主义的权力意识尤其耀眼。它在“权力至上”信念的引导下，迫使性别之间的危机又一次爆发，且来势极为凶猛。男女间的对立关系被定性为你死我活的较量，进而使得双方曾有的一切温情，从此都沦为历史的遗迹。没有合作，只有战争。这是此时的女权主义者为这一时代所概括的性别关系事实，她们企图从根柢上扼杀女性对于男性可能怀有的任何幻想。爱情已经死亡——池莉等女性作家开始了针对这一时代性主题的反复渲染，（18）她们的行为表现得比张爱玲更加激进，甚至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而随着爱情的死亡，羞耻感的价值于两性间再也无法实现了。在舍勒眼里，羞耻感“作为萌动的（固然还不坚定的）爱的标志和一种美的东西，它使人‘预感到’那种美丽的而且可见的品质，那么，一方面只有爱者可以为它所吸引；另一方面，由于它的美的价值，它仅仅对于爱是一种魅力，而不是对于本能，它已经使内心不再关注于本能的冲动，而且更强烈地阻止着这种冲动表达或与这种冲动相应的行动。”（19）基于此，无耻反倒可以在这场谋杀爱情的性别战争中充作一种勇气，结果趁机得到大肆鼓励。
　　既然爱情已经死亡，那么，男女间的“情感”交往就只能剩下赤裸裸的性的交往了。这是性别较量的结果，亦是欲望膨胀在身体上的反映。不过，性在此刻已经丧失了内容，仅仅是用于宣泄的形式。所以，无耻可以更有利于此种宣泄。索洛维约夫称“性爱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它是人进一步完善的必不可少而又不可取代的基础，是不可摆脱的永恒条件。只有性爱才能把我们有效地带入真理之中。”（20）但在此刻，性爱由于剥离了爱，这样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那些热衷于性描写的作家，显然都不是萨德、D·H·劳伦斯、渡边淳一等意义上的作家；其性描写充斥着色情意味，即使把他们的作品称之为色情文学亦不为过。因为其中的人物既无个性，亦无历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