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色情文学不是表现个性，而是表现自我最大程度的爆发”，其中人物“没有特别的特征，色情文学一向是忽视这种局限的，它直接进入到婴儿层面，在那里我们想象自己生下来就是万事万物的中心，是没有羞耻心，也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性的生物”（21）。较早进行这种书写情状的是《废都》（贾平凹），作者对于人物的兴趣远远不及其对于性行为的兴趣。字里行间随处可见的“□□□□”这种符号，表征的正是没有内容的性的空洞形式。其实，它并不是以一种故意缺席的方式暗示某种内容的在场，因为它本身就是内容（色情在此既是形式又是内容）。所以，“□□□□”这种符号本身在文本里充满着悖论，以一种遮羞的方式掩盖着某种最无耻的动机。但最终，它还是没能逃脱成为无耻的标记。
　　然而，在文学的色情化方面，贾平凹们相较于那些所谓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如卫慧、棉棉们，则逊色太多。后者的前卫与放肆，将前者显衬得保守而又拘谨。真实点儿说，是卫慧们毫无历史负累感的心态，使其在表现无耻行为之时要比承受过历史之重的贾平凹们更能无所顾忌罢了。她们对于羞耻感所表现出的惊人冷漠，其实恰是源于对于历史的隔膜。倘若说她们是没有羞耻感的一代，那是因为他们是没有历史的一代。（22）正如卫慧在小说中所说：“所以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像卫慧那样疯狂》）对于欲望的此种无节制满足，令卫慧们所有先天及后天的羞耻心理防线都崩溃了。她们在欲望的淘洗中，忘却了他人的在场，浸染上自恋的癖性，并由此陷入了自我中心主义的幻觉状态。棉棉的《啦啦啦》所描述的正是一代青年的此种生活状态：“……别人说我们生活在幻觉中。我们不相信任何传媒，我们害怕失败，拒绝诱惑会让我们焦虑。我们的生活是自娱自乐的，我们不愿走进社会，也不知道怎样走进社会。”虽说在该作中，女主人公时不时地会坦示一下自己的羞耻心理，如“这话立刻就把我给说服了，我狼狈地冲出了旗的家，我为这一切感到羞耻”、“在我们的肉体碰撞中，我始终出于被动，我喜欢他向我施虐，那给我带来无限快感，我有时也会为此而羞耻，我不知道还会有什么人像我们这般做爱”……，可这羞耻不过是自怜及自恋的假象。它仿佛只是女主人公身体某处的疼痛，是外在打击的必然反应，同自身心理本能的庇护意识完全无干。即是说，羞耻在此并不是一种情感，更不是以自我为对象的感受，它取决于他者所引起的纯粹被动回应。而这正是与真正的羞耻感明显不一致的地方。
　　显然，羞耻感的危机问题在当下已经不仅仅是有无的问题，它也成了如何识辨澄清的问题。所以，这一问题已经变得比以往更加的复杂。较近出版的一部名曰《乌鸦》（九丹）的长篇小说便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一部毫无羞耻感的平庸之作，其中暴露的不仅是个人意义上的不知羞耻，也暴露了民族意义上的不知羞耻。女主人公们把逃离祖国当成了自己的理想，把与异国男人进行身体交易当成了实现这一理想的惟一手段。而这一切跌宕起伏的遭际，萦绕的又仅仅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核心——金钱。特别是当作者让两位中国女性心甘情愿地同两名日籍嫖客口淫、忍受其残忍作践、甚至和他们一起参拜日本战俘包括妓女的公墓时，这种既是个人自贱亦是民族自贱的恬不知耻的作为简直令人触目惊心。而作者却口口声声宣称这是“一本关于罪恶的书”（23），殊不知，在完全没有羞耻意识之下对于所谓罪恶的“揭露”，既谈不上什么声讨，也谈不上什么忏悔，只能是地地道道的带有色情性质的作秀。因为羞耻本身正是一种原罪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圣经》中关于亚当与夏娃萌生羞耻意识的事件里找到佐证），只有建立在羞耻意识基础之上的罪恶感才可能是真切的，故而缺失了这一前提的有关罪恶的书写，不是虚伪的便是匮乏诚意的。
　　不可思议的是，《乌鸦》这种令人瞠目的无耻表现，竟然还难以保留住它在文学史上的特殊记录，因为超越者迫不及待地就冲了过来。这便是眼下正被媒体炒得热火朝天的《北京娃娃》（春树），它同样出自女性之手。有人为之如此吹捧道：“如果说九丹代表6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剖析者，卫慧是70后的裸露商标，那么春树，代表80年代出生者叫道：我来了，我自白，我征服！”（24）这样一部所谓青春自白的长篇小说，因为更加无耻的描写博得了同样无耻的关注。不论是作者本人还是心怀诡计的吹捧者，俨然都将无耻当成了勇气的展现，把无耻同真实故意混为了一谈。他们企图通过一个暧昧的“酷”字，遮去无耻的卑鄙内里，并由此消弭了勇气和真实所固有的深度及重量。他们那敢于以不知羞耻为荣的狂野呐喊，分明是在同一种崇高而优美的人之历史价值进行公然对抗。可悲的是，他们压根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更未料到自己总有一天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舍勒曾在当年这样解释羞耻感的淡化，他说：“在近代史上，羞感的明显衰减绝不像人们肤浅断言的那样，是更高级和上升的文化发展的结果，而是种族退化的一种确凿的心灵标志；对羞感的评价每况愈下则是诸如此类价值逐渐占统治地位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通过毫无节制的数量增长和由此导致的对上层的排斥，那类卑贱者制造了那些价值，并且善于将其逐步强加于残余的上层。”（25）这番话使我想到的是，在我们这一时代，羞耻感所产生的问题是不是也属于同样的情境呢？

注释：
（1）（2）（3）（16）（19）（25）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第165、194、210、194、213、251页，罗悌伦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
（4）帕伦伯格：《良知、自我意识与意义意识》，载《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中卷，刘小枫主编，杨德友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6月版。
（5）参阅路文彬《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孤岛”》，《河池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
（6）《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第184页，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8）今道友信：《关于爱》第145页，徐培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1月版。
（9）《萧红全集》下册第980页，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5月版。
（10）安妮·霍兰德：《性别与服饰》第10页，魏如明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6月版。
（11）珍妮弗·克雷克：《时装的面貌》第63页，舒允中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版。
（12）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326页，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
（13）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第239页，张百春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14）（15）司汤达：《爱情论》第64、65页，崔士篪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
（17）蔡仪：《人性论批判》，《文学评论》1960年第4期。
（18）参阅路文彬《爱情缺席时代的性别遭遇》，《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20）索洛维约夫：《性爱的意义》，载《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下卷，同（4）。
（21）安·芭·斯尼陶：《大众市场的罗曼斯：女人的色情文学是不同的》，载《大众文化研究》，陆扬等选编，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7月版。
（22）参阅路文彬：《历史空白者的历史书写》，《飞天》2001年第4期。
（23）九丹：《一本关于罪恶的书》，载其《乌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
（24）李师江：《谁比谁更酷》，《珠海特区报》2002年6月1日“读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