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劫魂运动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近来，读书界出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好几位年高德劭的长者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著作，影响都溢出了特定的专业范围，成为洛阳纸贵的畅销书。我相信，这是作者自己都始料不及的。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周一良先生的《毕竟是书生》，皆属此列；当然，还有本文所拟讨论的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
《思痛录》，一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的十二万余字的小书，在首版两个月以后，即由原先的八千册增印至二万三千册，这固然未必称得上出版界的奇迹，不过，在日见稀罕的严肃出版物中却仍然是不可多见的。评论界的反映也算是桴鼓相应，就奔波異地的我随意浏览所及，书评书介就可以两位数计。遗憾的是，这类文字几乎都是报道书讯、或表示敬意的短篇，极少逾千字者，似乎与《思痛录》本身的丰富意蕴很不相称。我起初颇感迷惑，长於跟在的这条大路来，它们提供了一条更短的捷径。由於论证了叛卖和谋杀对公共利益是正当的，於是公共利益很快就变成了借口，而叛卖和谋杀则成了目的，终於巧取豪夺、心怀恶意、报复以及比报复更可怕的恐怖，就能满足他们那些永不满足的嗜欲。」［26］让我们暂时压制住心中的厌恶，来看一看「整风运动」集大成，从而成为「范式」的那些罪恶吧。我们还是应该联繫它们后来的变体来观察，或许这样才可以彰现其「范式」意义。首先，整个事件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结果在当时据党报说还有钱惟人、蔡子伟两个案子是真的，实际上一个也不真。死了、伤了、毁了那么多人，「这就是全部结果！」那么后来的反右呢？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呢？再后来的什么运动呢？这个事件的唯一结果是操练了一大堆后来仍然不停使用的斗争手段。后来在「文革」中也被逼死的绥德抗大副校长终结的批斗原则「信逼供」，以后一直以「逼供信」著称，也只是主客体对调而已。发挥想象力，比如「这些年仅十五至十七岁的土里土气的县城中学女生」居然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还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叫美人计，三年级叫春色队。纯粹是性压抑之下，毫无才气的土包子狂想曲。虽然，后来男女当然更不许谈，连饮食都出问题了，七千人大会都只能「两乾一稀，皆大欢喜，」了，可是，难到不是还有「粮食吃不了怎么办」的问题？新华书店的那些小辫营业员不是还因为《毛著》白皮红字，就想象「白鹤就是公然影射最高领袖」？越俎代庖替国民党或帝修反定策略，发展队伍，如「红旗政策」、「短促突击」、「路线特务」，动员逼迫自己的共产党员成立国民党组织，到后来更加把自己的高级干部、将军发展成国民党和美蒋特务，最后连堂堂国家主席也成了「叛徒」、「工贼」。採取不平等的、事先由可靠人员预谋的谈话方式，抓住哪怕是因误记忘却造成的不相符，打开缺口，韦君宜坦承自己也这么干过。运用绝对单向推理，证明早已认定的罪名，尤妙者如；「你没有特务关係，怎么能从上海到北京坐得上火车？」韦君宜自己就被这样问过：「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係？」韦君宜自己也运用过类似逻辑：「如果不反革命，何必要打听别人的动态？如果不反革命，又何必在门口藏藏躲躲？」强迫、诱导、启发大家绞尽脑汁，编造自己的「罪恶」历史，让人们自己承认是特务，自然属於此招，王蒙之被打成右派正中此计。逼使自己，特别是还知道文明人不能光身子上街多少需要一点面子的知识份子，自贱自渎，不仅给自己还要给自己的父母祖先身上大泼莫须有的脏水，如一个小伙子「背家庭历史，就背成了特务，后来他说他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大茶壶」，这和杨绛先生在小说中描写的那位法国文学专家以及其他学者的遭遇有什么两样？！
鼓励相互揭发，奖赏骑墙随风倒、「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等等极坏的作风」，难道不是必将造成引得韦君宜再次发出「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我都是特务了，你还不是特务？」，和「你並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並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岂非同样莫名其妙的「平衡」和「比较攀扯法」？逼迫受到不公正和残酷对待的人向外界撒谎，装出无比幸福满足恨不得感激涕零的样子，又何尝不是用名节、生命来威胁强迫被强奸者公开宣佈自己乃是心甘情愿？至於取消什么待遇、没收私产充公或归私、肉体折磨乃至乾脆予以消灭，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
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将宝贵的时间花在列举这些「令人齿冷」、神人共愤的恶行上，事实上也断无可能列举其全，它们真正是砍尽南山竹，也不足书其万一的。
我不知道，即使聚集起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刑律法典，是否能够从中凑足它们的罪行以及对它们的判词。简而言之，这些劫魂者不仅自己随心所欲地窜改民族的历史，还逼迫人们按需要篡改自己的历史；他们不仅灭绝一切传统结晶的真正知识，还威胁利诱被他们视为工具的知识份子创造並阐释只为其目的服务的所谓理论学说；他们不仅将民族的良心视如粪土，还诱骗强迫人们交出自己的良心，用为了伟大理想牺牲的名义，点燃无数骸骨的祭火，将之焚为灰烬；他们不仅早已将自己的灵魂拱手献给恶魔，还要劫去人们的灵魂，以博取恶魔更多的狞笑。
为了正确的目的可以或者毋宁说必须採取一切手段，哪怕最卑鄙、最残酷者，这是那些劫魂者永远挂在嘴边的托词。然而，在今天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经验做出如下的判断：这是最无理的谎言，是最胆怯的遁词，是最无耻的谰言。自由主义者伯林曾经指出：「手段与目的两难兼顾，仍是我们今日世界各洲革命运动的最深刻、最痛苦问题，在亚洲与非洲尤然。」［27］而「邪恶的手段会破坏善良的目的。」［28］用来对付韦君宜等知识份子和热血青年的手段我们已经领教了，不用多说了。
问题是，在承受了这些手段的凌辱以其带来的屈辱后，这些手段终将交给它们凌辱过的人，离开了运用的人，手段是毫无意义的。
那么，「我们的民族的精英」在这场劫魂运动的考验之下和之后又如何呢？有的像韦君宜一样哀伤：「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於革命的伤心远过於为个人命运的伤心。」「如果在一二 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有的埋怨自己革命的领路人，如吴英：「我那时想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绝不会来。」有的愤不择言，如丁汾：「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国民党专员）跑的。当时我就想过，如果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可是，他们是不会放棄作为自己存在根据和理由的信仰的，这也正是直到今天，我们这些后辈对这些后来多少也成了「害人者」的前辈们的「人」本身仍然抱有诚挚敬意的原因。
「仍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毛主席本人都道了歉了，还不就算了吗？大家总是一家人呀。」「像一个调皮孩子挨了妈妈的打，气一会儿，却仍然爱妈妈。」他们浪漫地、理想地信奉「人格完整」（integrity）和「彻底献身」（total commitment）［29］，却遭受到「算术奴役（外在多数）」和「代数奴役（内在生命本质）」。［30］人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伟大运动、神圣事业，竟然配得上如此傑出的精英！？人间到底要有什么样的恶魔，才会对这样的精英肆意地一再凌辱折磨！？
我们怎么能随意攻击甚至任意评价当年的我们、今天的他们呢？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将我们思考的结果，哪怕必将勾起他们的痛苦与悔恨，说出来，奉献给他们牺牲了生命，归天了的灵魂。
他们为之献身的那场革命不幸有著「最糟糕的政治主张」：「锻炼情感並使之冷酷，为的是准备在极端的情况之下有时候要採用那些不顾生死的出击。但是，由於这类情况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所以心灵就受到了一种无偿的玷污。」［31］他们为了全人类的幸福或心甘情愿、或不知不觉、或万般无奈地失去了自由独立的灵魂，也就失去了个人的尊严，而当原本「有地位的人们……牺牲了尊严的一切观念，並且是以低级的手段，为著低级的目的而工作时，整个气质就都是低级而可鄙的了。」［32］他们的个人荣誉原则被偷换了，不再是活生生的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终於消溶在抽象的、视劫魂者需要和好恶随时任意改变其内涵的集体之中。他们时而「食垢忍辱」，时而陷入无法、和不愿、或不敢宣泄的
《思痛录》，一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的十二万余字的小书，在首版两个月以后，即由原先的八千册增印至二万三千册，这固然未必称得上出版界的奇迹，不过，在日见稀罕的严肃出版物中却仍然是不可多见的。评论界的反映也算是桴鼓相应，就奔波異地的我随意浏览所及，书评书介就可以两位数计。遗憾的是，这类文字几乎都是报道书讯、或表示敬意的短篇，极少逾千字者，似乎与《思痛录》本身的丰富意蕴很不相称。我起初颇感迷惑，长於跟在的这条大路来，它们提供了一条更短的捷径。由於论证了叛卖和谋杀对公共利益是正当的，於是公共利益很快就变成了借口，而叛卖和谋杀则成了目的，终於巧取豪夺、心怀恶意、报复以及比报复更可怕的恐怖，就能满足他们那些永不满足的嗜欲。」［26］让我们暂时压制住心中的厌恶，来看一看「整风运动」集大成，从而成为「范式」的那些罪恶吧。我们还是应该联繫它们后来的变体来观察，或许这样才可以彰现其「范式」意义。首先，整个事件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结果在当时据党报说还有钱惟人、蔡子伟两个案子是真的，实际上一个也不真。死了、伤了、毁了那么多人，「这就是全部结果！」那么后来的反右呢？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呢？再后来的什么运动呢？这个事件的唯一结果是操练了一大堆后来仍然不停使用的斗争手段。后来在「文革」中也被逼死的绥德抗大副校长终结的批斗原则「信逼供」，以后一直以「逼供信」著称，也只是主客体对调而已。发挥想象力，比如「这些年仅十五至十七岁的土里土气的县城中学女生」居然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还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叫美人计，三年级叫春色队。纯粹是性压抑之下，毫无才气的土包子狂想曲。虽然，后来男女当然更不许谈，连饮食都出问题了，七千人大会都只能「两乾一稀，皆大欢喜，」了，可是，难到不是还有「粮食吃不了怎么办」的问题？新华书店的那些小辫营业员不是还因为《毛著》白皮红字，就想象「白鹤就是公然影射最高领袖」？越俎代庖替国民党或帝修反定策略，发展队伍，如「红旗政策」、「短促突击」、「路线特务」，动员逼迫自己的共产党员成立国民党组织，到后来更加把自己的高级干部、将军发展成国民党和美蒋特务，最后连堂堂国家主席也成了「叛徒」、「工贼」。採取不平等的、事先由可靠人员预谋的谈话方式，抓住哪怕是因误记忘却造成的不相符，打开缺口，韦君宜坦承自己也这么干过。运用绝对单向推理，证明早已认定的罪名，尤妙者如；「你没有特务关係，怎么能从上海到北京坐得上火车？」韦君宜自己就被这样问过：「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係？」韦君宜自己也运用过类似逻辑：「如果不反革命，何必要打听别人的动态？如果不反革命，又何必在门口藏藏躲躲？」强迫、诱导、启发大家绞尽脑汁，编造自己的「罪恶」历史，让人们自己承认是特务，自然属於此招，王蒙之被打成右派正中此计。逼使自己，特别是还知道文明人不能光身子上街多少需要一点面子的知识份子，自贱自渎，不仅给自己还要给自己的父母祖先身上大泼莫须有的脏水，如一个小伙子「背家庭历史，就背成了特务，后来他说他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大茶壶」，这和杨绛先生在小说中描写的那位法国文学专家以及其他学者的遭遇有什么两样？！
鼓励相互揭发，奖赏骑墙随风倒、「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等等极坏的作风」，难道不是必将造成引得韦君宜再次发出「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我都是特务了，你还不是特务？」，和「你並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並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岂非同样莫名其妙的「平衡」和「比较攀扯法」？逼迫受到不公正和残酷对待的人向外界撒谎，装出无比幸福满足恨不得感激涕零的样子，又何尝不是用名节、生命来威胁强迫被强奸者公开宣佈自己乃是心甘情愿？至於取消什么待遇、没收私产充公或归私、肉体折磨乃至乾脆予以消灭，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
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将宝贵的时间花在列举这些「令人齿冷」、神人共愤的恶行上，事实上也断无可能列举其全，它们真正是砍尽南山竹，也不足书其万一的。
我不知道，即使聚集起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刑律法典，是否能够从中凑足它们的罪行以及对它们的判词。简而言之，这些劫魂者不仅自己随心所欲地窜改民族的历史，还逼迫人们按需要篡改自己的历史；他们不仅灭绝一切传统结晶的真正知识，还威胁利诱被他们视为工具的知识份子创造並阐释只为其目的服务的所谓理论学说；他们不仅将民族的良心视如粪土，还诱骗强迫人们交出自己的良心，用为了伟大理想牺牲的名义，点燃无数骸骨的祭火，将之焚为灰烬；他们不仅早已将自己的灵魂拱手献给恶魔，还要劫去人们的灵魂，以博取恶魔更多的狞笑。
为了正确的目的可以或者毋宁说必须採取一切手段，哪怕最卑鄙、最残酷者，这是那些劫魂者永远挂在嘴边的托词。然而，在今天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经验做出如下的判断：这是最无理的谎言，是最胆怯的遁词，是最无耻的谰言。自由主义者伯林曾经指出：「手段与目的两难兼顾，仍是我们今日世界各洲革命运动的最深刻、最痛苦问题，在亚洲与非洲尤然。」［27］而「邪恶的手段会破坏善良的目的。」［28］用来对付韦君宜等知识份子和热血青年的手段我们已经领教了，不用多说了。
问题是，在承受了这些手段的凌辱以其带来的屈辱后，这些手段终将交给它们凌辱过的人，离开了运用的人，手段是毫无意义的。
那么，「我们的民族的精英」在这场劫魂运动的考验之下和之后又如何呢？有的像韦君宜一样哀伤：「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於革命的伤心远过於为个人命运的伤心。」「如果在一二 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有的埋怨自己革命的领路人，如吴英：「我那时想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绝不会来。」有的愤不择言，如丁汾：「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国民党专员）跑的。当时我就想过，如果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可是，他们是不会放棄作为自己存在根据和理由的信仰的，这也正是直到今天，我们这些后辈对这些后来多少也成了「害人者」的前辈们的「人」本身仍然抱有诚挚敬意的原因。
「仍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毛主席本人都道了歉了，还不就算了吗？大家总是一家人呀。」「像一个调皮孩子挨了妈妈的打，气一会儿，却仍然爱妈妈。」他们浪漫地、理想地信奉「人格完整」（integrity）和「彻底献身」（total commitment）［29］，却遭受到「算术奴役（外在多数）」和「代数奴役（内在生命本质）」。［30］人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伟大运动、神圣事业，竟然配得上如此傑出的精英！？人间到底要有什么样的恶魔，才会对这样的精英肆意地一再凌辱折磨！？
我们怎么能随意攻击甚至任意评价当年的我们、今天的他们呢？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将我们思考的结果，哪怕必将勾起他们的痛苦与悔恨，说出来，奉献给他们牺牲了生命，归天了的灵魂。
他们为之献身的那场革命不幸有著「最糟糕的政治主张」：「锻炼情感並使之冷酷，为的是准备在极端的情况之下有时候要採用那些不顾生死的出击。但是，由於这类情况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所以心灵就受到了一种无偿的玷污。」［31］他们为了全人类的幸福或心甘情愿、或不知不觉、或万般无奈地失去了自由独立的灵魂，也就失去了个人的尊严，而当原本「有地位的人们……牺牲了尊严的一切观念，並且是以低级的手段，为著低级的目的而工作时，整个气质就都是低级而可鄙的了。」［32］他们的个人荣誉原则被偷换了，不再是活生生的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终於消溶在抽象的、视劫魂者需要和好恶随时任意改变其内涵的集体之中。他们时而「食垢忍辱」，时而陷入无法、和不愿、或不敢宣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