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文主义？近些年来，随着社会思想的变迁和“人心不古”，有关人文思想的讨论，在主流意识顾及不到的边缘地带，做着悲剧意味十足的抗争。然而应该承认，人文主义这一概念不是中国的特产，即使在西方“对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的、以及人文学这些名词”，也“没有人能成功地作出别人也满意的定义”。[1]那么在中国，由于本土与外来意识的混杂更使得它增加了几分人言言殊的色彩。我赞同“不把人文主义当作一种思想派别或者哲学学说，而是当作一个思想和信仰的维度，一场持续不断的辩论”的观点。[2]因为在西方，人文主义的提出，最初是指对古希腊思想的一种肯定，“是发扬那些纯粹属于人和人性的品质的途径”。文艺复兴以后，1859年乔治•伏伊格特出版的一本书，名为《古代经典的复活》，又名《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首次把人文主义作为一个思想范畴提了出来。他把人文主义一词“与古典学问的复活有关的新态度和新信念”联系起来，并把“这种新态度和新信念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3]此后，关注人自身的发展，充分挖掘人的潜能，致力于人的素质提高，是各种人文主义思想一致关心的核心意念，分歧只在于用什么去完成这样的追求。
既然如此，作为一种明确的观念意识，人文主义流行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但作为一种观照社会与自然的视角，古希腊有之，中国古代也有之。我们要把人文意识与人文主义思潮进行必要的区分，把中国传统的人文意识与现代得到首肯的以西方价值标准为参照系的人文意识进行必要厘定。在西方传统中，一般说来，存在着三种不同看待人和宇宙的模式，即：“第一种模式是超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4]那么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超自然”和“自然的”看待人和宇宙的模式都不甚发达，相对而言“以人的经验”为出发点看待人和宇宙的模式却显得格外醒目。但这只能说中国文化传统中有比较强大的人文意识，却不能说它具有强大的人文主义思潮。正如现在人们所说的人文主义，主要是指源于西方现代社会形态的一种看待宇宙人生的态度。这种态度西方古代不健全，中国古代也不健全；西方现代有不同看法，中国现代更显得犹豫不决。中国大陆前不久展开的人文精神讨论，似乎也可作如是观。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既然中国与西方传统社会中的人文意识遭遇不同，现代文化意识的构建基点有别，那么在激烈的思想文化撞击中所形成的中国现代“人文主义”，也有了自己独具的特色。过去有人把“五四”说成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只是借用文艺复兴的意念，其实它与文艺复兴没有多少可比性。文艺复兴是在复兴一种流失的传统，它是对早已存在的人的一种意识的唤醒。中国的现代文化转型不是如此，虽然它的变革也与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人们并不能公开承认它，它是在反传统的形式中曲折实现的“凤凰涅槃”。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涌起的人文主义思想涟漪，不仅在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对比中确立自我，更在与传统中国社会的人文意识比照中获得确实的含义，我把它称作“中国现代的” 新人文主义思潮。虽然这里所说的“新”是相对于中国传统的“旧”而言；但这里所说的“人文主义”却有相对于西方的人文主义和中国传统的人文意识双重意蕴；至于“思潮”，则已跨越了一般思想意识流派的层面，进入到现代中国文化构建的血脉中，成为窥视、影响现代中国文化意识发展取向的重要视角之一。
在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中，一提到新人文主义，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学者欧文•白璧德。20世纪初期，在西方文化经过卢梭等倡导的打破束缚、放任自我、弃绝典章制度、复归自然的“一种”浪漫主义冲击之后，白璧德逆这股潮头而动，先后出版了《文学与美国大学》（1908）、《新拉奥孔》（1910）、《现代法国文学批评大师》（1912）、《卢梭与浪漫主义》等著作，抨击了泛情人道主义和科学人道主义，批评了想象的过度放纵和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呼吁节制情感，恢复人文秩序。[5]这就是广为中国人所知的“西方”新人文主义的基本倾向。白璧德对东方哲学，从佛教到孔、孟、老、庄等都深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人物梁实秋、梅光迪、吴宓等都曾受教其门下，深受其影响。这使得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也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留下了抹之不去的印痕，梁实秋与学衡派的文学主张中，都能让人窥到来自北美新大陆的胎记。然而这些都与我们所说的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思潮，没有更多联系。在指涉的内容上，二者不一样，影响的范围也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思潮，是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情形考察后得出的一个概念，是对影响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精神取向的当下认识结果。
那么，什么是我们所说的现代中国人文主义思潮呢？
如上所述，传统中国社会弥漫着令人神往又使现代人感到多少有些丧气的人文意识，诗、书、礼、乐等人文经典，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人世间的感受成为构建社会实用知识的基础。不管我们现在怎样概括和评价它，这一倾向性是明显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实用的科学技术往往被贬抑为“小道”或“末流”。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这一倾向开始发生有限但并非不重要的改变,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变革的新视角。1852年，魏源在《海国图志•自序》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代表了一个时期中国人的普遍意识。在此后的大约50年时间里，科学救国，成为朝廷上下、士绅大众的一致呼声。现代作家白薇在《我投到文学圈里的初衷》一文中，道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热情和短见：“……总有一个偏见，就是——中国之弱，弱于重文轻武，不讲科学，——所以我很瞧不起什么文学，尤其讨厌古文学。”[6]中国现代文学初期的许多著名作家，都在这种氛围里度过了自己青少年的求学生涯。这也就是说在传统中国社会偏重于“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的态度中，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增加了从“自然的”角度观照社会的意识，相对于传统，它是一种新的社会意识，现在人们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运动，应该从洋务运动开始，注重的就是这一点。
可是，近代中国的富国强兵之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受到了阻碍，典型的事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军阀苦心经营了几十年，号称世界第七大舰队的北洋水师，不敌弹丸之地的日本海军。痛定思痛，促使国人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励精图治的思路开始发生转换，感到不仅是“船坚炮利”、格致、器物不如西方，也破天荒地开始思考中国的体制和社会构成。戊戌变法在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变革，否则保守派也不至于那么快就做出了决绝的反应。变法的途径和策略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它是文化和意识形态转换的一个可被选用的经验模式。世界各国从传统步入现代，到目前为止有三条途径可行：一是君主立宪制，一些有悠久历史的国度大都走的是这条路；二是民主共和体制，法国、北美和各先后独立了的殖民地是其成功的实验者；第三就是通过革命而建立、现在还在实验中的社会主义。以往人们对洋务运动有不同看法，认为它是维护旧体制的改良，文化构建的意义不大，这主要是从体制上进行思考的结果，从文化发展角度审视，“洋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洋务运动更是深具文化意味的行为。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