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戊戌变法运动时期开始，站在人心向背的立场思考社会问题的传统中国文化意识得到了新的阐释和进一步加强，从人的思想意识上寻求社会变革突破口的意识，又改头换面地回到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中来。据《东西学书录》记载，1899年以前的中国译书自然科学437部，占总数的75.3%，社科类译书80部，占总数的13.9%；可是到了1904年，短短几年过去之后人们再做统计，自然科学译书164部，占总数的19.1%，社科类译书327部，已占到了总数的占60.9%。[7]再来看转变的另一侧面。当中国人感到有必要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开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从1872年开始，到1908年止，中国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大约200人，其中只有1人是学文科的，而且还因本身兼职翻译所致。[8]可是在紧随其后的岁月里，此种现象发生了改变。1905年王国维从新学语的输入角度论及了这一问题，他说：“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输入于中国……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9]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有不少先前曾抱定科学救国意识、负笈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却立志“从文”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都是先学“形下之学”，后转到了“形上之学”的佼佼者。不仅如此，影响所及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里，许多原本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也想方设法往“文人”圈子里钻。萧军和沈从文是行伍出身，最后成了作家，汪笑侬、欧阳予倩出身名门望族，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地位做了职业戏剧家，本来是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的丁西林却一直从事着戏剧创作的“第二职业”。中国历史上文风极盛，各种各样有成就的人都可以与文学发生关系，现代中国社会似乎有这种遗风。但如果我们把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做一扫描，就会发现，其他领域的人往文人圈里钻的少了，文人“下海”的却多了。这些告诉我们，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文化处在一个震荡、蜕化的过程中，在表面上与传统分裂的背景下却与传统文化的取向多有相似，与此相对应反倒与现今的中国文化发展有了些许差别——目前的中国文化精神中含有不少洋务派的味道，中国文化似乎在隔代相传。没人否认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持续地发生着变革，但一般人们只把眼睛盯在了文化传统的“断裂”或相似性上，没有区分在这当中不同时期的文化变革策略和行为路线，我们对此给予格外关注——因为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现代中国文化、文学与传统的隐性连接，更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时期文化的变动节律和瞬时性特征。而这，让我们获得了一个透视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发展的特殊视角。
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文化变革运动，首先从“疑古”开始。洋务运动倡导者心中有一个潜在的社会变革企图：把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分开，物质文明中不如西，精神文明则中国天下第一。戊戌变法时期这一变革思路开始受到了怀疑。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明言：“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昏也哉！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传统受到了质疑。谭嗣同的著作《仁学》是这一时期思想界的振聋发聩之作，他在该书中指出：“俗学陋行，动言名教。……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下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名尚少有存焉者得乎？”[10] 1898年鲁迅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接触到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和谭嗣同的《仁学》，深受其影响，并在“五四”时期的创作中进一步引申和发挥了这些思想。一向以文笔“畅达”、“笔锋常带情感”著称的梁启超，[11]在“疑古”的问题上也表现得十分坚决。“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12]如果不加辨析，仅从语气上看，很可能把这样的言论与陈独秀的《敬告青年》等“文学革命”的言论联系在一起。
与“疑古”思想一母双胎几乎同时出现的是崇尚西学的意识。梁启超在《新民说•释新民之义》中讲到了二者的关系，“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具体所指既包括器物更包括人文。所谓“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而补我之不足”的出发点是承认了西方典章制度的可用性。[13]如上所述，洋务运动主张学西方是有条件的，他们主张学西方的格致、器物，不学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崇尚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崇尚西学。这一点使他们在表面上与中国古代思想发生了分离，其实又在意识底层与中国传统发生了衔接，因为中国古代也有学习“胡服骑射”的经历，并不失大国风范，无损道德文章天下第一的自信。（这里我们看到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变革在多个层面与传统发生着联系，不管是分离和媾和都与中国古代的思想藕断丝连，分别只在于人们的阶段性目标不同。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中的种种思想意识辨析就可作如是观。）可是，戊戌变法以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国人变革社会的理想有了可资凭借的异质参照系。“变法维新”本身就是外来文化意识的体现，在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里，企图改变“祖宗”的规矩，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文化意识的更新使人顾及不了这些，不变法使人无法安放那颗激动、烦躁的心：
我没有到外国来之前，不知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现在得了比较……回顾祖国，更使我难堪……
我们见白种民族物质之发达，便以为他们只注重物质生活，其实不然，他们有宗教信仰……注意精神生活……他们有无量数志士仁人抛头颅，流热血，才建筑了今日庄严灿烂的文明。[14]
西方社会在中国人心目中改变了形象，让人从内心里觉得有“全盘西化”的必要，西学由是而兴，并制约了后来一个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导向。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变革始终围绕着如何强国富民而展开，这是一个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文化大国的特有风范，无论怎样“疑古”和崇尚西学，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恢复大国和强国的地位。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一方面是国人对中西文化实际状况了解更加深入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文化主体意识格外顽强的体现。其核心问题被归结为对民众的教育，启蒙是其主旋律。黄远庸在寄《甲寅杂志》记者信中说：“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艺复兴为中世纪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梁启超把这种意识表述得更加直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