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关联，过分夸大文学的社会作用是新人文主义思潮的一个显著特征，它既有利于文学的变革，又对文学的进一步发展预设下了障碍。在现代文学发轫的初期主要体现的是其正面效应，借助强大的社会推动力，文学变革如火如荼、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不这样无法让过分成熟的中国传统文学自动让出领地；至于修正它的偏颇，只能来日方长、假以时日。梁启超在《劫灰梦》中夫子自道，借作品中主人公之口说：“我想歌也无益，哭也无益，笑也无益。你看从前法国路易十四的时候，那人心风俗不是和今日中国一样吗？幸亏有一个文人叫做福禄特尔的，做了许多小说戏本，竟把一国的人从睡梦中唤起来。”[16]文学真有这样大的魔力吗？现今的读者没人会相信，但在当时，却没人敢不相信。正是在如此的社会氛围里，“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17]两种文学，一个指向，一个过分纵容文学的时代开始了。
传统中国社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意识，在启蒙、革命等等名词的掩映下，不但没有泯灭，相反还改头换面获得了超常的发展。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上千年的文化积淀，流淌在血脉中的一种梦想，一朝醒来，化作乌有，虽然知识分子在理智上赞同这一变革，促进了它的实现，但要让他们适应前途未卜的生活，在情感上而不是理智上接受这一变故，无论如何需要一定的时间，要用生活细节而不是书本语言去填平心理空缺。幸而文学意念的载体发生了改变，小说戏曲取代传统诗文登上了文学宝塔的最顶层，诗文呈才、八股取仕的功用，被小说戏曲的宣传教化功用所取代，“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被阻绝，他们的地位和追求又在小说戏曲革命中得到了恢复。这是一个有效变革形式的理想选择，没有这种形式的合理转换，人们的思绪就会受阻，社会的反响就会减弱；有了这种形式的合理转换，人们的行动就会更加自觉，更加理直气壮。传统的读书做官理论，演化为“读书”为了革命。小说、戏曲革命的言说逻辑是：用小说戏曲的魅力唤醒人、教育人、塑造人。小说戏曲是文人手中的得力工具，是他们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有效手段。如果文人放弃了这样的努力，就将一无所有，他们“读书”还有什么前程呢？巴金说“我写小说是为了安慰我的寂寞的心，是为了发散我的热情，宣泄我的悲愤，是为了替那些被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逼迫着做了牺牲的年轻人的呼吁，叫冤。”[18]曹禺说《雷雨》是“一种情感的憧憬，一种无名的恐惧的表征”，是“一种心情在作祟”，“代表个人一时性情的趋止”的结晶。[19]小说戏剧完成了他们的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理想承担。正因为如此，当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新兴知识分子便陆续从庙堂走向了书肆，他们忧国忧民，当然也忧自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时忧国精神在现代中国文学领域里获得了双倍的补偿，“革命”意识使得文化人在小说戏曲实践中重新获得了失去的社会尊严，“声名”又何尝不是一种利益的获得？
然而仅仅看到这一点还不够，虽然现代中国文风的格外强盛与启蒙的话语言说逻辑有关，但中国现代社会的一系列结构调整，其他层面文化的变革也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活跃着两类人文知识分子：一类是革命派，一类是风花雪月派。两者群体风格迥异，前者悲天怆地，“剑气箫心”；后者凄凄惋惋，落魄佯疯。但有一点相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涌进了文学界。现代报刊杂志和文学传播渠道建立起的稿费和版税制度对这两部分人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小说》的稿费大约是每千字2元到4元，这在当时并不算少，写文章可以卖钱，从而催生了中国现代第一批真正吃文字饭的人。如果没有生计的保证，吴趼人、李伯元、包天笑、秦瘦鹃等哪有时间去写小说，鲁迅凭什么能在上海呆下去，巴金、老舍等以什么养家糊口呢？不仅仅是维持生计，而且还是一种收入颇丰的工作。以鲁迅为例，他在上海的“9年收入相当于今226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2万元以上”。[20]这样看来，文学创作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业”，更何况，文学家又带着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社会改革者、启蒙思想家的桂冠。也就是说，无论是革命派，还是风花雪月派，他们的文学活动都与实利的获得有分拆不开的紧密联系。半个世纪前的文学活动与现今的影视传媒产业有某种相似。沈从文的小说《八骏图》中的周士达是个小说作者，被约请去青岛讲学，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广泛关注，他给未婚妻写信时说：
下车时我在车站边站了一会儿，无意中就见到一种帖在阅报牌上面的报纸。那报纸登载着关于我们的消息。说我们两人快要到青岛来结婚。还有许多事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也居然一行一行的上了版，印出给大家看了。那个作编辑的转述关于我的流行传说时，居然还附加着一个动人的标题，“欢迎周士达先生”。我真害怕这种欢迎。我担心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找我。[21]
这种受到媒体包围、轰炸的情况，在当代只有在影视名演员和歌星身上才能发生，在现代却由小说作者承受了。表面上看它反映的是大众的关注，而与关注一起涌入的是大众的“需求”，有需求就有消费，有消费就有利益。中国现代的文学创作成功者，既可获得巨大的声誉，又能获取不薄的经济利益，社会发展给了文学以特殊的优越地位，新人文主义思潮也在需求和利益的驱动中获得了足够的能量。
新人文主义思潮在理想和实利两个方面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但过于宽松的社会条件，也使其不自觉地膨胀了欲望，并“理论联系实际地”创造了不少“大文化”思维逻辑。本来“科学”与“人文”不能简单对比，但此时人们人为地创造了一些可能对比的假象，片面地突出了“人文”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鲁迅在求医课堂上看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22]这有十足的现实依据，本无可挑剔。可是理论的不战自胜，有时会让人对它产生过于信任的期待。不管后来的“从文”者，是不是都是忧国忧民的民族志士，却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说着这样的大道理。如果说启蒙意识注重人的意识的唤醒，注重人的健全精神的输入，还有无可辩驳的历史真实性，那么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科学”不如“文学”更重要。不幸的是，虽然没人站在强势话语立场上去说这样的话，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不能说没有这样的意识。“文革”期间演出的电影《春苗》，让老教授在课堂上讲“马尾巴的功能”，引来全场哄堂大笑，讲科学在那个年代有些不适宜。社会强势话语力量的形成不在一朝一夕，更不在一事一地，有时它会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代言人，无孔不入地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有某种不辩自明的社会定位，它在革命领袖毛泽东的字典里，可以直接诠释为“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些年所一再进行讨论的、在知识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红与专”的关系——换言之就是技术与思想的关系——最好是又红又专，其次是光红不专，一再批判的是“白专”。虽然这些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思想的力量无人能够否认，对人的意识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