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有联系，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思潮突出人的意识重要性还有一个言说根据，中国现代社会在国破家亡的危机关头，迫切需要的是小米加步枪，到战场上去与各种各样的敌人拼刺刀，科学不能不暂时放在靠后的位置。在现实生活的逼迫下，人们不自觉地认同了科学不如油盐酱醋更重要的思想。应该说二者也不是可以简单对比的，特别不能在科学之外的领域去对比，但在中国现代社会里，这种源自于生活本能的需求，让科学吃尽了苦头，这里有外来势力强加的成分，也有本土人文意识自我戕害的责任。夏衍的作品《法西斯细菌》是一个文学上的“典型”。俞实夫要做细菌专家，志向不可谓不伟大，可惜生不逢时，最终现实逼迫他走到战场上去，做了一个普通的外科医生。问题不在于俞实夫是做细菌专家合适还是做外科医生更合适，而在于作品的话语言说逻辑，在于他对科学理想的放弃。在现代文学作品中，与知识有关的人和事，都做了低调处理，俞实夫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抱定教育救国的萧剑秋，走向民间的倪焕之等等，他们都以“失败”而告终——失败的不仅是他们个人的理想，还有与其理想相关联的人生道路——在现代中国文学中不管是什么人，如果不接受新人文主义思潮的话语导向，结果都不会好。由事而波及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由启蒙者受重视，又由启蒙的言说逻辑而受到牵连。因为革命的主体是人民大众，个人意志微不足道，知识分子本能地知道这一点，因此当有人从这一言说逻辑提及到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处于什么位置时，它使得一度自诩为“精神界的救主”、“艺术的先驱者”、“社会的改造者”的创造社同人，[23]自觉英雄气短，很快便宣称“除了这工农而外，一切的人都是不肖的儿孙”。[24] 启蒙意识在“结构”话语逻辑上被“解构”了。[25]30年代以后，工人、农民和下层民众成为作品中一再刻画的英雄，上层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意识被挤压到了社会肯定意识的边缘，文学作品中带眼镜的人，有知识的人，曾想启蒙和唤醒民众的人，不是退回到书斋里，便是放弃自己的初衷，从象牙塔奔向十字街头，最终来到自己并不擅长的陌生领域。知识分子的职业决定了它只有少数人才能胜任，他们的游戏规则也与一般大众生活实际有距离。知识分子的专长与普通社会生活技能不同，如果让他们去到最广大的社会领域里，与最普通的民众较量最一般的生活本领，结果都难免不以“失败”告终。可是在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思潮的话语逻辑中，偏偏就预设下了这样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片面突出人文意识作用的结果，反倒伤及到了人文意识自身。“文革”期间的“臭老九”意识，是这一思想发展的极致，如果说这也是一种人文意识的话，却多少有了一些病态。中国有句古话，叫“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只是在冰冻之初，寒冷还不明显而已。
片面地贬抑个人主义，是在上述“理论”平台上演绎出的又一种话语逻辑。老舍的《骆驼祥子》讲的是一个现代的悲剧传奇，从农村来的祥子想要靠自己的努力达到发家致富的目的，这本无可厚非，任何人想要获得成功不靠个人努力能行吗？问题是，任何个人努力都是有条件的，祥子的努力也是有条件的，只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审视这一问题。《骆驼祥子》被从“个人主义的没落鬼”视角上述说，看到的是仅靠个人努力并不能完成自己的夙愿这一层面；但正所谓“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如果由此得出对个人主义的全面批判就不仅是作品视角的个性化特征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了，假集体之名，创造不利于个人意识的大众群体倾向，反映的是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思潮的一个话语导向，本来可以从不同角度把问题谈得更深入，但在现代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场合都只剩下了一种声音，个人主义成了被完全排斥的对象，它的本来固有身份被抹杀了，个别有效成分变成了主体。这是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又一个值得反思的倾向。
不容否认，在过去的时日里，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思潮对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莫大的作用，可正因如此，人们一直不敢用批评的眼光去审视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种过强的新人文主义意识的负面作用开始逐渐显露出来。粉碎“四人帮”之后，新的科学救国意识开始涌动，表面上看，“拨乱反正”的步伐已经迈出多年，但在其有限的层面主要是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经济的需要，文化伦理意识却一直疏于反思，而这对于构建中国新文化又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其对文学的影响自不待言。虽然，在这里探讨的新人文主义思潮，大约有一个世纪的发展演化过程，现在也还在一定范围内继续着，但主要以20世纪前半叶为鹄的，这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它都够得上“典型”；除此之外不必讳言的是，本文的题旨也不允许对此进行更全面的探讨。
[1][2][3][4]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2、3、6、12页，北京三联书店，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1997。
[5]参见段怀清：《挥之不去的欧文•白璧德》，《中华读书报》，2001.7.11。
[6]见《文学》一周年纪念特辑《我与文学》，上海生活出版社，1934。
[7]见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该书写于1904年，1936年杭州金佳石好楼刻印，现藏北京图书馆。
[8]见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
[9]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第10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10]谭嗣同：《仁学•八》第9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7页，东方出版社，1996。
[12]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九》第59页，中华书局，1989。
[13]梁启超：《新民说•释新民之义》，《梁启超选集》第2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4]绿衣女士：《棘心》第206页、第159页，北新书局，1929。
[15]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13页，中华书局，1960。
[16]梁启超：《劫灰梦•楔子》，《新民丛报》创刊号，1902。
[17]寅半生：《小说闲谈•序》，《游戏杂志》第1期，1913。
[18]巴金：《无题》，《巴金研究资料》（上），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19]曹禺：《雷雨•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20]陈明远：《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社会科学论坛》，2001.2。
[21]沈从文：《八骏图》，《沈从文文集》第六卷第172页，花城出版社，1983。
[22]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上）第216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
[23]张资平：《冲击期化石》第207页，创造社出版部，1928。
[24]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
[25]参见袁国兴：《现代文学启蒙意识的缺憾》，《北方论丛》，19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