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方与重释夜郎文化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当代中国已经真正走向了与其他文明对话的世界性开放之路，这意味着她更加理性地对“他者”文明，同时更清醒地面对自身文明，在质疑文化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寻求着真正平等对话的文化新秩序。在东西方文化平台上，世界需要重新“发现东方”，发现中国文化的独特的东方生态文化魅力；而中国也需要面对世界，读解自身的文化之谜并获得全新的普世性文化认同。
一 在全球化语境中强调“发现东方”
文化是一个共同体的社会遗产和话语编码，不仅有民族创造和传递的物质产品，还有集体的思想和精神产品与行为方式（各种象征、思想、信念、审美观念、价值标准体系）。这意味着文化无优劣，而只有差异，并必须学会尊重文化的差异。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一直经历着与西方和其他文化的长期对话和文化碰撞，文化互渗（acculturation）已成为新世纪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基本品格。
冷战结束使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北美经济军事的发达一体，欧洲经济货币的统一，而亚洲统一的排头雁问题成为相当敏感的问题。于是，在经济上政治上争大国话语权，在文化上争首发权成为亚洲文化的新动向。诸如近些年文字印刷界和考古学界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表明所谓“远东”各大国在“四大发明”和亚洲历史问题上出现了话语权之争，已引起各方的关注。
李学勤认为：“有意无意对中国古代文明贬低的倾向，仍然是存在的。其具体表现有两方面，一是把中国文明的历史估计过短，二是对中国文明发展的高度估计过低。……这样做，抹煞了近十几年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实在是不公平的。” 在我看来，文化交流不是一种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一种交流的多极性问题。只不过在西方现代性光谱中，“东方”已经削弱了立法和阐释的权力。进一步说，“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本质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是东方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因此，东方（尤其是所谓“远东”的中国）如果继续沉默、失落、被误读，将使世界文化生态平衡出现严重的问题。
近来，西方提出“生态批评”或“生态文化”的新理论，其实吸收了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中仍有生命的思想，如：绿色和谐思想、辩证思想、综合模糊思想、重视本源性和差异性的思想、强调“仁者爱人”思想等。 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互动的结果。因此“发现东方” 是发现中国有生命血脉的东西，使其变成世界文化中的鲜活的精神。
全球化的深入，意味着西方中心主义将终结，而东方文化应该得到重视。新世纪的“发现东方”的工程，是要考察中国文化哪些部分已经死亡了？哪些部分变成了博物馆文化只具有考古学的意义？哪些部分变成了“文明的断片”可以整合到当代生活中？还有哪些文化可以发掘出来变成对西方一言独霸的话语置疑？当然，“发现东方”是要发现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东方，不是要怀旧，也不是要退守，更不是张扬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东方，而是要将中国当代新问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新框架中重新提出，从而梳理我们的理论范畴、基本命题、核心概念、关键词，广泛参照日本、印度、阿拉伯、欧洲和美国五大地区的文化精神，同时借用现代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美学、传播学、文化生态学方法，以重新去解读中国传统的文化诗性的哲学和独特理论。
人文社会科学的兴盛是一个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命脉，其价值高低成为“国家柔性国力”的综合呈现。文化的意义在后工业时代日渐突出，西方不断在输出自身的文化意识形态，美国的“三大片”——“薯片”式的快餐生活方式，“芯片”所代表的电脑核心技术，“大片”式的影视视听方式，也有人称之为“可口可乐殖民”（Coca-colo-nization），似不无道理。而中国文化却在一个多世纪的“拿来主义”中，被逐渐排除在集体记忆之外。因此，必须将重建文化根基和民族认同的地基，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二 发现“中国两河流域”中“长江文明”的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中有一个思维定势，总是单面强调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元的，而且虞夏商周各代王朝都在黄河一带建都，文化中心从黄河中下游向外扩展。有人甚至认为长江文化区域长期处于蛮夷匮乏状态，直到六朝乃至宋代，南方才成为发达地区。这种看法在如今的考古发现面前已经站不住脚。
长江上中游的成都平原田野考古发掘，表明古代巴蜀先秦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已然形成：宝墩村文化（前2700－前1700）－三星堆文化（前1700－前1150）－金沙遗址（前1200－前600）等，尤其是近年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面具和玉器等文物，表明金沙遗址与三星堆一脉相承。 在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出现许多不同于殷墟甲骨文和中原青铜器文字，这些巴蜀特有的符号文字，至今无法识读。 可以说，三星堆等珍贵文物的发掘，呈现出长江文明在史前的辉煌灿烂。
但是，面对这样辉煌灿烂的文明，有人仍用某种殖民文化的眼光看中国。如苏三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三星堆大猜想》，认为全球文明同源即人类文明都发源于一个中心区域，各个文明并非割裂生成。三星堆文明不是内生而属于外来文明，其来源是“西方”。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主体为红海沿岸古闪族（Semite）人，三星堆古国是古代中东的闪米特人建立的政权，即古犹太人的一支，他们在历史上曾大规模地迁徙，后经过现在的伊朗、印度等国家及地区，于4000年前左右来到成都平原。因此中华文明起源于古代中东，犹太人是中国人的祖先之一。在我看来，这位作者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和考古材料，充满了误读式的理解和缺乏依据的充满主观臆断的过度“猜测”。在《向东向东，再向东》中，她认为文明起源地从中东不断向东方迁徙，处于东方的中华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宫外孕”。这位考古的外行用《圣经·旧约》的材料加以牵强附会的解释，认为中国文明是中东文明或中亚文明，最终都经过了基督教的熏陶。这种“中国文明西来说”，不过是再次重复上个世纪的西人斯坦因的殖民理论罢了。
事实上，不仅长江上中游具有高度发展的文明，下游地区同样有相当高度的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年代当不晚于仰韶文化；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对夏商周中原文化饰物上纹饰饕餮纹的影响一目了然； 湖南澧县屈家岭文化城址距今4800年，当比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古城更早；商周时期中原王朝青铜器原料考古证实来自南方的江西、湖北和安徽，而通向东南亚的海上交通要津是在南方； “古夜郎文化”考古发掘和研究，更加凸现出整个长江流域文明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西亚文明起于著名的“两河流域”——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文明兴盛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那么可以说东方的“两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共同哺育了中华文明。“中国两河流域”及其文化意义在于，长江文明的重新“发现”“探索”，使一段失落的文明和掩埋不彰的文化终于浮出历史地表。于是，整个长江流域的历史因此而重新改写，整个中华文明的学术史和思想史乃至艺术美学史，正在重新书写。
三 寻找“失落的文明”与重释“夜郎文化”
中国过去是“国中之国”“中央之国”，人均GDP在1820年仍然处于世界的前列。 十七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初到中国，向中国人展示他们绘制的世界地图。使士大夫们大为不满的是，中央之国被挤到地图东北的一角。虽然当时中西双方力量的对比依旧可以支撑天朝上国的自信，但“大世界”却不可避免地动摇了中国人传统的“夷夏”观念。到清末，鸦片战争以降的一系列败绩致使中国甚至难以维系自我身份的认同，产生了重大的身份危机和面对世界的焦虑。
如果说，现代性西方中心主义使得
一 在全球化语境中强调“发现东方”
文化是一个共同体的社会遗产和话语编码，不仅有民族创造和传递的物质产品，还有集体的思想和精神产品与行为方式（各种象征、思想、信念、审美观念、价值标准体系）。这意味着文化无优劣，而只有差异，并必须学会尊重文化的差异。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一直经历着与西方和其他文化的长期对话和文化碰撞，文化互渗（acculturation）已成为新世纪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基本品格。
冷战结束使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北美经济军事的发达一体，欧洲经济货币的统一，而亚洲统一的排头雁问题成为相当敏感的问题。于是，在经济上政治上争大国话语权，在文化上争首发权成为亚洲文化的新动向。诸如近些年文字印刷界和考古学界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表明所谓“远东”各大国在“四大发明”和亚洲历史问题上出现了话语权之争，已引起各方的关注。
李学勤认为：“有意无意对中国古代文明贬低的倾向，仍然是存在的。其具体表现有两方面，一是把中国文明的历史估计过短，二是对中国文明发展的高度估计过低。……这样做，抹煞了近十几年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实在是不公平的。” 在我看来，文化交流不是一种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一种交流的多极性问题。只不过在西方现代性光谱中，“东方”已经削弱了立法和阐释的权力。进一步说，“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本质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是东方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因此，东方（尤其是所谓“远东”的中国）如果继续沉默、失落、被误读，将使世界文化生态平衡出现严重的问题。
近来，西方提出“生态批评”或“生态文化”的新理论，其实吸收了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中仍有生命的思想，如：绿色和谐思想、辩证思想、综合模糊思想、重视本源性和差异性的思想、强调“仁者爱人”思想等。 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互动的结果。因此“发现东方” 是发现中国有生命血脉的东西，使其变成世界文化中的鲜活的精神。
全球化的深入，意味着西方中心主义将终结，而东方文化应该得到重视。新世纪的“发现东方”的工程，是要考察中国文化哪些部分已经死亡了？哪些部分变成了博物馆文化只具有考古学的意义？哪些部分变成了“文明的断片”可以整合到当代生活中？还有哪些文化可以发掘出来变成对西方一言独霸的话语置疑？当然，“发现东方”是要发现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东方，不是要怀旧，也不是要退守，更不是张扬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东方，而是要将中国当代新问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新框架中重新提出，从而梳理我们的理论范畴、基本命题、核心概念、关键词，广泛参照日本、印度、阿拉伯、欧洲和美国五大地区的文化精神，同时借用现代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美学、传播学、文化生态学方法，以重新去解读中国传统的文化诗性的哲学和独特理论。
人文社会科学的兴盛是一个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命脉，其价值高低成为“国家柔性国力”的综合呈现。文化的意义在后工业时代日渐突出，西方不断在输出自身的文化意识形态，美国的“三大片”——“薯片”式的快餐生活方式，“芯片”所代表的电脑核心技术，“大片”式的影视视听方式，也有人称之为“可口可乐殖民”（Coca-colo-nization），似不无道理。而中国文化却在一个多世纪的“拿来主义”中，被逐渐排除在集体记忆之外。因此，必须将重建文化根基和民族认同的地基，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二 发现“中国两河流域”中“长江文明”的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中有一个思维定势，总是单面强调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元的，而且虞夏商周各代王朝都在黄河一带建都，文化中心从黄河中下游向外扩展。有人甚至认为长江文化区域长期处于蛮夷匮乏状态，直到六朝乃至宋代，南方才成为发达地区。这种看法在如今的考古发现面前已经站不住脚。
长江上中游的成都平原田野考古发掘，表明古代巴蜀先秦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已然形成：宝墩村文化（前2700－前1700）－三星堆文化（前1700－前1150）－金沙遗址（前1200－前600）等，尤其是近年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面具和玉器等文物，表明金沙遗址与三星堆一脉相承。 在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出现许多不同于殷墟甲骨文和中原青铜器文字，这些巴蜀特有的符号文字，至今无法识读。 可以说，三星堆等珍贵文物的发掘，呈现出长江文明在史前的辉煌灿烂。
但是，面对这样辉煌灿烂的文明，有人仍用某种殖民文化的眼光看中国。如苏三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三星堆大猜想》，认为全球文明同源即人类文明都发源于一个中心区域，各个文明并非割裂生成。三星堆文明不是内生而属于外来文明，其来源是“西方”。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主体为红海沿岸古闪族（Semite）人，三星堆古国是古代中东的闪米特人建立的政权，即古犹太人的一支，他们在历史上曾大规模地迁徙，后经过现在的伊朗、印度等国家及地区，于4000年前左右来到成都平原。因此中华文明起源于古代中东，犹太人是中国人的祖先之一。在我看来，这位作者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和考古材料，充满了误读式的理解和缺乏依据的充满主观臆断的过度“猜测”。在《向东向东，再向东》中，她认为文明起源地从中东不断向东方迁徙，处于东方的中华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宫外孕”。这位考古的外行用《圣经·旧约》的材料加以牵强附会的解释，认为中国文明是中东文明或中亚文明，最终都经过了基督教的熏陶。这种“中国文明西来说”，不过是再次重复上个世纪的西人斯坦因的殖民理论罢了。
事实上，不仅长江上中游具有高度发展的文明，下游地区同样有相当高度的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年代当不晚于仰韶文化；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对夏商周中原文化饰物上纹饰饕餮纹的影响一目了然； 湖南澧县屈家岭文化城址距今4800年，当比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古城更早；商周时期中原王朝青铜器原料考古证实来自南方的江西、湖北和安徽，而通向东南亚的海上交通要津是在南方； “古夜郎文化”考古发掘和研究，更加凸现出整个长江流域文明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西亚文明起于著名的“两河流域”——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文明兴盛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那么可以说东方的“两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共同哺育了中华文明。“中国两河流域”及其文化意义在于，长江文明的重新“发现”“探索”，使一段失落的文明和掩埋不彰的文化终于浮出历史地表。于是，整个长江流域的历史因此而重新改写，整个中华文明的学术史和思想史乃至艺术美学史，正在重新书写。
三 寻找“失落的文明”与重释“夜郎文化”
中国过去是“国中之国”“中央之国”，人均GDP在1820年仍然处于世界的前列。 十七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初到中国，向中国人展示他们绘制的世界地图。使士大夫们大为不满的是，中央之国被挤到地图东北的一角。虽然当时中西双方力量的对比依旧可以支撑天朝上国的自信，但“大世界”却不可避免地动摇了中国人传统的“夷夏”观念。到清末，鸦片战争以降的一系列败绩致使中国甚至难以维系自我身份的认同，产生了重大的身份危机和面对世界的焦虑。
如果说，现代性西方中心主义使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