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所必须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发展方针的有无重新反思的必
       （1）、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2）、比如》，《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6期。
要？如果说在现代化力量看来这种所谓"自力更生"不过是自绝于世界性现代化进程的闭
关自守，那么，从依附世界体系理论的视野看，这不是恰好体现了摆脱全球性资本主义的束缚，探索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的"脱钩"战略？
       笔者认为，把世界体系理论引入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反思，在开启一些新的思维空间的同时也可能导致一些严重的误区。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华勒斯坦明确地把自己的分析限制在殖民时代的殖民地国家，这意味着此书中的"不平等"理论不能运用于殖民以前的时代，也不能运用于非殖民地国家。华勒斯坦说："社会作为一个抽象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作为经验性的现实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局限，以诸如’部落’这样的单位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来探寻和分析其作用，却不考虑殖民状况这一事实将是荒谬的。在殖民状况下，’部落’的管理统治制度谈不上由什么’主权’，它受到更大的社会实体在法律上的严格限制，它仅仅是殖民地这个更大的实体的不可分的部分。"（1）这里说的"经验性的现实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就是殖民制度，殖民时代的非洲部落既然已经成为殖民体系的一部分，它当然也就不是一个自律的存在，对于它的研究当然不能不考虑其与宗主国的关系（所谓"殖民状况"）。正因为这样，华勒斯坦自己也说；"我把自己的分析限制在殖民体系在这些国家如何运行这一点上。这些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处于欧洲列强的控制之下，并且时这些列强的’海外属地’。"（2）这就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运用设定了范围。也就是说，只有在进入殖民时代并成为殖民国家以后，非洲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展才能到"外部"去寻找原因；同样，只有在进入殖民时代以后，西方国家的发展才与其中心位置之间出现了不可分离的关系。至于决定现代世界的中心-边缘格局以及各个国家的劳动"分工"于角色地位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恐怕不能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本身来解释，否则就进入了循环论证。（3）
       这样，世界体现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时就应当受到限制。我们要问：中国是否一个殖民地国家？殖民的政治法律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支配了中国的现代历史？近而言之，即使殖民状况是导致中国现代化滞后的重要原因，这个论断显然不适用于中国的"殖民"时代之前。而且，即使在进入殖民时代以后，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其内部原因就没有关系了么？如果内部原因不是唯一的、根本性的，那么外因是否同样如此呢？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是否真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平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对此学术界至少存在不同看法；（4）如果说现代化理论不能自洽地解释第一世界的发达与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那么，世界体系理论能么？换言之，如果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不是第三世界不发达的唯一原因，那么，不平等的世界秩序是唯一的原因么？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与它自身的社会文化因素真的完全没有关系么？更须追问的是：当我们把中国的现代化滞后完全归结为西方列强强加的一系列不平等关系时，我们是否是在为自己开脱？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我看来，如果说世界体系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批判的片面性，那么它当然不应当是我们自我开脱、自我辩护的借口。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的发展滞后具有以前所忽视的外部原因，就回避对于自己的内在弱点的批判与反思。就文学研究而言，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反思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包括创作于研究）在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对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持有一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立场，并进而导致简单化的全盘否定与全盘肯定，但是，却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反思自己文化传统的必要性，也不能把西方文化简单地等同于侵略文化。这样做除了满足自己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外没有任何意义。在我看
       （1）、（2）、《现代世界体系》中文版第3页，第4页，重点标志引加。
       （3）、对此，华勒斯坦本人没有给出有力的说明，参见《现代世界体系·中文版第一第二卷序》。
       （4）、参见约翰·W·斯隆：《依附论的主要缺陷》，收入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以下。
来，启蒙与国民性批判固然是一个值得反思、修正、完善的工程（世界体系理论在这方面可以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但却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地否弃的工程。




社会主义现代性对抗资本主义现代性


       反思现代性的第三个进路可以称之为"以社会主义现代性对抗资本主义现代性"。（1）虽然所的现代性反思在中国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反西方的特点（大约因为现代性起源于西方），但是"后"学对于现代性的反思是站在民族本位立场上，它反的是"非我族类"的西方，而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宏扬者则是反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西方。前者的着眼点在种族，而后者的着眼点在制度与意识形态。
       如上所述，80年代的现代化思潮把社会主义（特指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与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理论与实践视作是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对立面，视作与传统专制主义（或前现代性）有内在关联的反现代化因素。这实际上是说，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或现代化道路，即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或现代化道路；而90年代现代性反思中出现了另一种思路：从一种现代性模式理论转向多种现代性模式理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不是唯一的现代性方案。具体到中国的情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什么现代性的反面，而是另一种现代性方案，或者说，它同样是一种发展的意识形态，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为特征的现代性话语。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汪晖、刘康、陈燕谷、韩毓海、李陀以及美国汉学家德里克等。汪晖反复指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不仅是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而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实现现代化为基本目标，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2）尽管汪晖也承认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出反现代的社会实践和乌托邦主义"，"现代化的与对’理性化’过程的拒绝相并行"，导致"剥夺个人的政治自由"等结果，但是他依然认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乃至整个现代中国现代性思想的特征所在。（3）汪晖指出，马克思、韦伯等西方地思想家对于现代性地反思都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地观察之上，而在今天，现代性反思同时应该包括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反思。（4）受汪晖影响，从不同的现代性选择角度比较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视角。（5）
这一理论的转向必然导致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重新认识：社会主义（1）、应当指出的是，从社会主义立场反思现代性与世界体现理论存在明显的交叉与重合，在美国，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华勒斯坦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中国，持世界体现理论的学者也常常同时持有马克思主义立场。德里克曾经把两者的关系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