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能被非理性的反美情绪所左右。我们的确需要反思现代性，但是一种彻底现代性反思不只是对准西方资本主义/启蒙主义现代性的，它同时也应当是对准任何种类的现代性。过于强烈的反美情绪或反资本主义现代性情绪还会导致不顾中国的历史事实与现实经验，曲解中国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不遗余力地在其中发现反现代性的内容或把它附会为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超越。有论者认为："’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即对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认为鞍钢宪法的内容，即"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是一种团队合作精神，开后福特主义之先河。文章在引述外国学界对于这一"毛主义"的后福特精神的推崇以后，指出："遗憾的是，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鞍钢宪法’的发源地，人们今天却很少提其它了。"无比的凄凉感跃然纸上。在作者看来这不是因为鞍钢宪法本身不好，而是因为在大跃进与文革中，其执行与其原意"出入极大。"也就是说，它本来是好东西，只是没有用好。所以"现在地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2）像这  
样的比附还比比皆是。比如把人民公社制度说成"村民民主自治"、把我国官场上的"文山会海"美化为"议事民主"。已经是完全不顾历史的事实，只要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就都被当成宝贝，贴上"超越现代性"的标签，在世界学术市场上大肆兜售。这种"非西（方）即美"的心理使得有些极端化的"新左派"完全丧失了是非标准，走到完全不尊重常识与事实的程度。难怪有人把他们与前苏联与前东欧的左派（西马派）进行对照后讽刺说："他们（指前苏、东的西马）批判资本主义，但决不会认为’古拉格’式的苏联社会比西方更好；他们批判赫鲁晓夫，但决不会以为斯大林比赫翁更善……他们可能
       （1）、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页。
       （2）、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6年第3页。
       在西方听众前面大骂资本主义，但决不会对自己的同胞宣称：源自斯大林的’返祖现象’原来不仅是拯救你们，而且也是拯救热呢里的灵丹妙药！"（1）
       新左派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化的判断主要着眼于经济领域。但却片面强调经济对于政治（政府行为与国家权力结构）的型塑作用，而没有看到政治对于经济同样具有型塑作用，而且在笔者看来后者在中国无疑是更为根本性的。自由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文化价值以及生活方式均密切相关，而恰恰在政治体制上中国与西方国家存在根本差异。我们的一些反思现代性的理论家对此却不知道为什么避而不谈或视而不见。就拿新左派乐于谈论的社会不平等或财富不均来说（新左派学者宏扬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关注公正、平等或公平），自由资本主义尽管也存在财富不均的问题，但是中国目前的财富不均主要不是来自生产资料私人拥有或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以机会平等为基础），而恰恰来自权力进入市场从而使得市场机制被极大扭曲，机会平等根本不存在。（2）因而对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秩序之平等原则（公平）的吁求并不应当导致对于自由原则的否定，恰恰相反应当强化自由原则。也就是说，政治自由是解决中国当今经济不平等的根本出路。
       关于平等与公正问题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方面。的确，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理由之一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也可以说平等优先与自由优先是两种现代性方案的重要区别。在依附理论与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启发下，新左派知识分子在90年代的民主平等追求，从国内语境（官方与民间、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转向国际语境（国家之间、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与第一世界国家之间）。这个理论转向在中国文化界的冲击是巨大的，也是90年代文化研究不能忽视的。因为它已经并将继续导致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改革开放实践的重新评价。（3）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平等理念在并不遥远的历史实践中不但没有落实，而且导致了在自由优先的资本主义主义国家不曾有过的不平等现象。不但在国内的语境中看是这样，在冷战前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看同样如此。正如斯隆尖锐地指出："他们（依附论者）在美国对危地马拉、古巴何多米尼加共和国地帝国主义行经表示强烈愤怒的同时，却闭口不谈苏联对东欧的干涉。而且，他们也不批评古巴在1968年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4）事实非常清楚，自由优先原则是落实真正平等的必要条件（虽然可能不是充分条件）。
       现代性反思是一个非常重大而艰巨的学术思想工程，本文只是一个简单的提纲。在笔者看来，对于中国国情的不同认识是90年代现代性反思各派与所谓"新启蒙主义"者的主要分歧所在。正是这种对中国现实的不同认识与定位导致他们对于西方理论的不同取舍以及批判话语的不同建构方向。因此，对于中国国情的全面而准确的定位，应当说是目前这场争论需要解决的关键所在。

       （1）、卞悟：《淮橘为枳，出局者迷》，《二十一世纪》1995年0月号。
       （2）、参见何清连《现代化的陷阱》此书以大量的事实与出色的分析表明中国目前的所谓经济犯罪问题实际上都是政治问题，离开对于政治体制的分析就无法谈论经济问题（比如腐败问题、权力寻租问题）。
       （3）、同时它还提出了如何处理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平等与国内语境中的民主平等的关系这一严峻的问题。在90年代中国思想界，两者之间的紧张似乎越来越明显，谋求国内的民主化与谋求国际的平等地位之间不能形成良性关系。如果说后学的现代性反思片面强调了国际间的平等而忽视乃至掩盖国内的不平等，那么，新左派的问题就是把国内不平等的原因片面地归结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头上。  
       （4）、[美]约翰·W·斯隆：《依附论的主要缺憾》，《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检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