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产生的种种关于"新"的神话。
       当然，把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文学也视作一种现代性的文化规划并不是简单地替"社会主义"文学反案。（2）恰恰相反，它的目的应当是推进现代性反思，使它进入总体反思现代性的阶段。或者说，现代性反思既然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也视作一种
       现代性方案，那么它就应当在批判性地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同时，批判性地反思"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都应当是批判反思的对象，而不能仅仅因为社会主义现代性具有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容而无条件地肯定它。更何况两种现代性本是同根生，任何偏袒一方的反思都不可能是彻底的。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中国的新左派批评家常常把社会主义现代性仅仅当作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武器，只看到它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性意义，或因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启蒙主义现代性"或"自由主义现代性"）抗
       （1）、国外学者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西方现代性有着双重的关系。一方面它继承了启蒙主义的进步主义、线形史观、科学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现代性的基本预设，但是同时，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激进的批判（这是大家所熟悉的）。所以马克思是一种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方案。  
       （2）、本文所说的"社会主义"专门指改革开放以前具有严重左倾倾向的理论与实践，这也与新左派的理解相符。
衡意义而全盘加以肯定，而忽视了社会主义现代性在许多方面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同源同根的关系，也没有深入地反思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也就是说，他们把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同当作了肯定"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唯一的与至高的理由。结果是，反思现代性在有些人那里成为对于中国群众造反运动、上山下乡运动、鞍钢宪法、"伟大革命"的热烈赞颂，"社会主义"现代性实践的巨大失误没得到应有的反省。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正确认识中国与西方的不同语境，并把现代性反思深植于自己语境中。显然，西方左派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思是一种资本主义语境内部的自我批评与自我完善，在西方，社会主义现代性从来是一种边缘化的批判声音，而实践中走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而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性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相反实行了很长时间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刘小枫在他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清醒地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理论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与此不同，中国的社会理论当提出晚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性’问题。自由个人主义契约论与平等的’人民’契约论都面临现代性困难，但中国的社会理论尚未着手来审理其面前的问题。"（1）他指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国体建立依据的是托克维尔与孟德斯鸠等的理念，强调个体（相对于政府）之自由，而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方向则偏向卢梭的理念，即现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的是民族国家的至上权力（这当然与中国在西方现代化冲击下迫切寻求强国的需要有关）。前者（政治自由）把民主"勘定在个人与政府的政治关系上"，而后者把民主"勘定在个人与国家的社会关系上。"（2）对于政治自由的抑制以及由此孳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如中央集权、文化专制、计划体制、权力寻租、官员腐败等）以前是、现在仍然是腐蚀、败坏中国社会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如果要反思现代性，那么首先要反思的也应当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现代性。当然，90年代中国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同样地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但是夸大中国的资本主义化程度无疑会忽视中国是在"社会主义"的体制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无论是市场化还是全球资本主义化）因此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极其误导性的推断是：全球化（尤其是资本运作的全球化）已经使得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异性变得非常之小甚至完全没有，因此，80年代从自由主义立场对于社会主义的批判已经过时，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在中国的肆虐。这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本质化、一体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必然经历本土化的改造。比如有人说："如果说在八十年代，中国知识人可以主要以文革以及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作为理论思考的大背景，九十年代仍以这背景发展知识和理论则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之嫌。"（3）这实际上是说以文革作为分析中国问题的参照已经完全过时了。相似的论点是见于汪晖，他在分析80年代以人道主义批判传统的社会主义为特征的思潮时指出："在市场社会及其规则后来（指90年代）日益成为主导形态的中国语境中，以批判传统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为主要目标的这种
       批判已经衰亡。"（4）事实是否如此？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文革时的中国，这是无可否定的事实，但是中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如果说在90年代，只以或主要以文革以及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作为理论思考的大背景已经过时，那么，只以或主要以全（1）、（2）、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101，100页。
       （3）、李陀：《让争论浮出海面》，《读书》1997第12期。
       （1）、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当然，在新左派阵营中，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化的程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现代性方案的关系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评价等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但是，他们的侧重点无疑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并强调社会主义对这种批判的意义，强调中国的问题主要是资本主义的问题。
球化或资本主义化为思考中国问题的大背景是否就很合适呢？它是否太超前了一点？其实，我们同样可以在中国发现大量所谓"文革"（如果把它理解为改革前中国社会主义的体制、观念的话）遗留的问题，它与中国的全球化或所谓"资本主义化"过程同时存在。
更主要的是，当我们在忙于争论中国是停留在"文革"还是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或两者谁占多少比例的时候，中国已经悄悄地进入既非文革又非资本主义，既是文革又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从而辛辣地嘲笑了迂腐的学术界。
       无疑，"新左派"批评家提醒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警惕国内权势集团与跨国资本的勾连，这是相当有益的；但是由此导致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的肯定是相当危险的。即使我们把传统"社会主义"视作是另一种现代化方案，那么，它在实践（无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文革期间）中也没有证明自己的任何优越性。有些新左派批评家比较清醒地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不但没有解决西方现代性的问题，而且导致比西方官僚体制更加可怕的专制："作为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或者作为中国现代性的主要形式，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中同样出现了社会组织，特别是国家对人的’文革’式的专制，甚至较之于资本主义更为严重。"（1）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代性虽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但是它在实践中没有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问题。但是仍有一些新左派批评家不能正视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所存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批判西方启蒙主义的绝对主体、历史进步、普遍规律等所谓"大叙述"及其专制本质时，也应当看到中国改革前的所谓"社会主义现代性"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甚至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个叙事尽管宏大，但是仍然可以怀疑与批判，那么，在改革以前的中国，我们能够怀疑这样一个社会主义这个"大叙事"么？如果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是彻底的，那么他必须在批判西方现代性的霸权的同时，不回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霸权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