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地表述如下："我们所知的整部社会主义史，无非是第三世界史，必须把它们与资本主义内在演变的关系来理解。"德里克《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本文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分别论述。此外，这种对现代性的反思又被称作"新左派"或"新左翼"。该术语在中国的语境中虽然歧义较大且有争议，但考虑到这个词已经逐渐被学人接受，故本文沿用。
（2）、《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3）、（4）、同上，并请参见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
（5）、参见韩毓海《活力与困境》，《文艺争鸣》1995年第6期。


不再是现代性的反面，而只是另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或自由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选择与现代化方案，而与此相应的是，改革前的社会主义与改革以来的"社会主义"的分别，也不是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区别，或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区别，而是不同的现代性方案或现代化道路的区别，而且正是这种不同体现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特殊价值。这与80年代学界普遍把传统的社会主义（尤其是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视作现代化的反面形成有趣的对照。这一点必须得到足够的强调。这表明：90反思现代性的中国学者已经转而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角度、从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角度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意义，这与80年代主要在国内的语境中思考社会主义的得失是殊为不同的。或者说，80年中国学术界对于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批判主要是从本国30年的历史教训以及知识分子个人的生活遭遇出发，而90年代反思现代性的学者则是从世界体系的视野中思考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从纠正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意义上思考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正面意义与价值。这直接导致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包括大跃进与文革），尤其是毛泽东的重新评价。比如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他对现在人们缄口不提毛泽东的成就深表不满，指出"如果不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1）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但不是现代化的，而且是超级现代化的。当然毛主义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意义还是在于它的反资本主义取向。比如德里克在《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一文中就从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角度重新评价了文革（他把文革的时间划定为1956-1976）以及中国的其他社会主义实践。在德里克看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不是用"自绝于现代化"可以简单打发，相反显示出它卓越的全球意识，即要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就必须与世界资本主义脱钩。群众运动也不再是混乱与专制的代名词，而是力图纠正精英主义的发展观念与官僚体制弊端的伟大实践。甚至"政治挂帅"也是"意味着公共价值优先于私人价值"。至于文革，意义就更大了："文革为了抗衡’世界银行’式的教育（或为了成就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教育），提出自己的一套教育理想，以帮助促进它憧憬的美满社会。"（2）因而它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式的教育，当然更不能用后者作为否定它的依据。总之在德里克看来，"文革毛主义提出的发展范式不但解决了新兴后殖民社会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兼顾凝聚社会的窘境，它似乎还解决了经济进步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遇到的异化问题。"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作者认为，虽然文革的时代环境与今天已经很不相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革与毛主义对当下没有启示作用；恰恰相反，"它能出乎意料地有助我们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的问题。"（3）
       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新评价不仅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有疗救的意义，对于当下中国也是如此，这与"新左翼"对中国90年代状况的判断有关。汪晖在论证超越单一中国语境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曾经指出："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也已经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瓦解之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世界性现象，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生产过程纳入到全球市场之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化问题，包括政府行为本身，都已经不能在单一的中国语境中加以分析。"（4）汪晖所要强调的实际上是：在
       （1）、参见《读书》1998年第11期，第153页。
       （2）、（3）、德里克：《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
1996年10月号。
       （4）、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深深地卷入了这个过程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资本主义化，因而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实际上不能说只对西方国家有批判意义而与中国无关。实际上它同时也是对于中国社会问题（如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等）诊断。所以，对于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性质的判断，或者说，对于中国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资本主义的不同判断，是当前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者（又称启蒙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之一。
       应该承认，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现代性视野中考察有其理论的合理性与现实历史的针对性。这个新的视野不仅对于中国解放后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新的、不同于80年代的理解途径，甚至改写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史，而且会影响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理解。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他的后继者，都把社会主义视作一种现代化的工程（虽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思想中产生出来的，它无疑也深深地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1）比如现代性思想中包含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它把人类的社会实践理解为通向一个终极目标的途径，一种线形的时间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关于新时代、新社会、新人、新文学……的观念。而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发现：这样的现代性思维方式在中国解放后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历史与文学叙事中几乎随处可见。《创业史》、《红旗谱》、《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小说以及革命样板戏无不笼罩在上述现代性的思维模式中。甚至"革命"这个文革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也淫浸着现代性的思想。这种连续性恰恰被我们的百年中国文学研究中被忽视。把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大约一百年的文学分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又把79年以后的文学分为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60年代作家群（新生代文学）、70年代作家群（大概不久就会有80年代作家群之说出现），这样的的文学研究虽然十分热闹，把文学史摆弄得十分整齐好玩，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似乎漏洞百出。在现代性反思角度看，20世纪的中国文学根本上看没有本质区别，她们都从属于相同的"认识-话语型"，这个知识-话语型即"现代性"。我这里的"认识-话语型"是一个合成概念，借自福柯的"知识型"与"话语型"的概念。福柯用它来指称特定时期支配知识与话语生产的模型或构架。知识型与话语型都不是具体的知识或话语，但是却是生产具体知识与话语的基本模型。我认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许多具体要素固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支配文学知识与话语生产的这种知识型与话语型是相同的，因而我们有理由把它们视作性质基本相同的文学系统。他们都没有能够跳出现代性的知识-话语型，比如"进步"观念、进化论以及线形的历史发展观，在此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