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文艺的最高使命应该是弘扬民族精神，一切文学活动都应该以唤起民族意识为中心，促进民族向上发展的意志，唤起民族的情绪和斗志，鼓舞民族的自信心，而最终的目的是促进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中宣称：“现今我们中国文坛艺坛底当前的危机是对于文艺缺乏中心意识。那末，我们要突破这个危机，并促进我们底文艺的开展，势必在形成一个对于文艺底中心意识。从历史的教训，我们须集中我们此后的努力于民族主义的文学与艺术底创造。我们此后的文艺活动，应以我们的唤起民族意识为中心；同时，为促进我们民族的繁荣，我们须促进我们民族的向上发展的意志，创造民族的新生命。我们现在所负的，正是建立我们的民族主义文学与艺术重要伟大的使命。”这与他们对时代以及民族出路的认识有关。他们认为：“我们当前的时代，我们以为是一个民族求生存的时代，是一个民族争自由平等的时代，尤其是一个全世界弱小民族求生存和争自由平等的时代！试看世界虽大，那里有弱小民族立足之地？那里听不到弱小民族哀痛的绝叫？那里看不见弱小民族狼藉的血肉？那里不是帝国主义为胜利狰狞的狂笑？在这样一个时代，被压迫的民族，虽常不免因为社会经济组织的不良，而发生民族内部阶级的分化和冲突，然这种不幸的现象，只是时代的一隅，而绝不是时代的本身！在整个时代的前面，生息于其下的任何个人任何阶级，都应当认清时代的全体，而不应固执时代的片断！澈底说来，在当前的时代下，只有全民族的利益值得夺取，只有全民族的博战值得参与，此外个人和阶级间的一切得失，都是细微渺小的争持，宏伟磅礴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应该能够扫荡一切，消除一切，融合一切！－－这是这个时代下一切从事文学者所应明白体认的一个原则！”[8] 因此，他们反对致力于阶级翻身的文学运动，为此而向左翼作家大声呼叫：“请暂养息一下你的嗓子吧，把叫黄包车夫打坐客的功夫抽出一点去放到那挽救国家的危亡的上头。”[9]同时，也反对以个人的解放为目的的启蒙文学，认为“五四时代的思想，是自己从新来创造一切，旧的一切从新来估值。……但只有个个独立的人，而没有发现积人而成的民族社会”，[10]因此而对胡适、鲁迅、《语丝》、《新月》都不以为然，而且给予猛烈的攻击。
另一方面，与蒋介石的政权的建立相伴随，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平息了。早在毛泽东为农民运动大声叫好之时，蒋介石就对此不以为然。他的态度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嘲弄的：“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既然害怕得要死，就要采取措施。于是农民运动不但不再被支持，而且受到了限制和镇压。组织发动和支持者受到了清洗。然而，翻身的愿望被镇压之后更为强烈，而且有了尖锐的斗争性。当然，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声音并不是自己在文学中喊出的，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文学工具，无法在文学中表现自己的声音。但是，一些文人却在投身于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而且早就向文学家发出了“到兵间去，到民间去，到工厂间去，到革命的漩涡中去！”的号召 [11]当清党运动使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谋求翻身解放的行动失掉了合法性的时候， 一些文人开始转向文学运动。由于各种国际流行的理论影响，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他的最后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各个的细胞在为战斗的目的组织起来，文艺的工人应当担任一个分野”。[12]他们要走向大众，充当他们的代言人。这种代言人的资格是令人怀疑的。鲁迅在《路》中如此讽刺说：“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在鲁迅看来，本人并非无产者而声称代表无产阶级，真正的工人却被认定并不具备无产阶级意识，这是非常荒诞的。但是，鲁迅的讽刺并不能动摇他们要做大众代言人的决心。他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并且要求作家放弃知识分子的自我主体而做大众的留声机器。
这种主张与他们对大众的认识密切相关。他们认为“一切被压迫群众不但是反抗统治阶级的力量，而且是创造新社会的主人。”[13]认为“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Ｑ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所以他们断言“阿Ｑ时代是早已死去了！阿Ｑ时代是死得已经很遥远了！”[14]诗人向着阿Ｑ呼喊：“粗暴起来啊，阿Ｑ！粮食/工作/爱情/你要的，你的权利……”。[15]
因此，他们就要反对鲁迅胡适式的启蒙主义立场，对五四新文学予以全面的批判。他们说鲁迅“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16]甚至宣判鲁迅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Fascite （法西斯谛）”[17]。在彻底告别和批判启蒙文学的同时，他们坚决反对民族主义。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坚决批判，而且表现在对一切表现着民族意识的作品的否定态度和自己创作中对民族意识的摒弃。在阶级意识的支配之下，他们认为被压迫阶级没有祖国，被统治阶级没有义务爱统治阶级的国家。所以，即使面对“九·一八”之后的形势，他们也决不一般地表现救亡主题，而是坚持以阶级意识看待中日冲突：“中国也有大地主，日本也有大地主/他们要打仗，他们在打仗/我们联合起来”[18]。甚至主张抗战也不是因为日本侵略中国，而是因为日本威胁着苏联。《总退却》、《伟大的开始》等作品受到严厉的批评，其原因就是作者描写中日战争时“没有站在阶级的立场上”，[19]批评者甚至发出了这样的指责：“他是为了父母妻儿民族和国土而抵抗，他并不是为了阶级的利益而战斗！”[20]
面对两大潮流对启蒙文学的挑战，五四启蒙主义的持守者进行了抵抗。当时新文化阵营早已分化，胡适与鲁迅也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在守卫五四启蒙主义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他们从不同的方面捍卫着启蒙主义及其标志的新文化和新文学。面对革命文学倡导者对五四新文学特别是启蒙主义的攻击，鲁迅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与之展开了长期的论战。鲁迅与革命文学倡导者的矛盾是复杂的，但是，冲突的根本之处是启蒙与翻身的冲突，其关键在于鲁迅坚守五四的文化目标和启蒙主义立场。革命文学论者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方向的否定是鲁迅所不能容忍的；革命文学论者强调作家放弃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而充当大众的留声机器，是鲁迅难以接受的；革命文学论者认为阿Ｑ时代已经死去，大众已经觉悟而不再需要启蒙，也是鲁迅不能认同的。与此同时，胡适打响了另一战场上的一场五四精神保卫战。面对国民党以党化教育愚弄人民、以三民主义统一思想、以弘扬传统整合精神、以及限制自由思想、大搞现代迷信、剥夺自由权利和瓦解五四成果等种种倒行逆施，胡适终于忍无可忍，连续写了《名教》、《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与国家权威意识形态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尖锐地指出：“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故起了一些保守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