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继承的启蒙精神。丁玲的问题也在于她与五四启蒙精神没有能够真正一刀两断。他们对等级观念特别敏感，无法接受家长式的组织管理，接受不了对人的漠视和对个性的压抑，并且试图揭露新形式下的封建主义货色。这种启蒙的声音因其有可能动摇人们的信仰和削弱人们的热情而必然受到了打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进一步的措施是通过思想改造的形式解构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以保证彻底放逐启蒙文学。
一次是稍后展开的对胡风的批判。这一批判运动一直持续到50年代“胡风反革命集团”被关押。胡风之所以受到批判，主要原因在于他不愿意放弃从鲁迅继承来的启蒙主义立场，不愿意放弃启蒙知识分子的创作中的主体地位与历史主体性。因而，也不愿意承认工农大众即使脚上有牛屎也比知识分子干净，更不承认知识分子必须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兵取得一致然后才能从事创作的金科玉律。胡风的惨败当然与30年代左翼作家的宗派有关，但这宗派本身在当时就是以是否在接受阶级意识之后仍然保持启蒙立场而划线的，胡风与周扬的矛盾仍然是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矛盾的延续。因此，胡风的惨败事实上是鲁迅文学道路的惨败，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的惨败，同时，也标志着左翼作家中启蒙主义者的最后消失。


还有一次是对“自由主义文艺”的批判。以“京派”为主要力量的所谓“自由主义文艺”之所以受到批判，原因在于他们的自由主义，在于他们对人的解放以及人性论等一系列五四新文学主题的持守。严格地说，“京派”并非五四启蒙精神的嫡传，但是，在特殊的背景上，无论沈从文还是朱光潜和萧乾，却都不愿意被某种统一的思想意识所吞没，而顽强地守护着自由和个性。由于这种持守，在抗战时期民族意识唯一合法的时候，他们是不合时宜的；抗战结束阶级意识取而代之，他们仍然不合时宜。但是，他们却试图以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重整五四新文化阵地。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严厉的打击。打击他们的主要理由正是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开头所说的：“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和提倡。”[27]这种尺度与当年倡导革命文学运动时的尺度是相同的。只要不利于闹翻身的文艺都属于“反动文艺”，启蒙文学自然是“反动文艺”。
从以上几个事件可见，40年代文坛上压倒启蒙的力量已经不是救亡，迫使启蒙主题从文坛消失的不是救亡主题，而是阶级意识的唯我独尊和翻身主题高于一切。


注释：
[1]鲁迅《热风·四十》。
[2]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1卷4号。
[3]胡适《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4卷83期。
[4]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出版。
[5]《每周评论》第19号。
[6]《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P591－592。
[7]《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
[8][9][10]《民族文艺论文集》，杭州正中书局1934年版，P409，P88，P130--131。
[11]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1926年4月。
[12]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年2月。
[13]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1928年2月。
[14]钱杏村《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3月。
[15]邹获帆《跨过阿Q》，见《新诗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16]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创造月刊》1928年8月。
[17]成仿吾《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创造月刊》1928年5月。
[18]陶晶孙《谁是真正的好朋友》，1931年《北斗》第1卷4期。
[19]丹仁《关于〈总退却〉和〈豆腐阿姐〉》，1932年《北斗》第2卷第2期。
[20]《文学新地》第1卷第1期，1932年出版。
[21]《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2卷10号。
[22]《关于国防文学》，《文学界》创刊号，1936年6月5日出版。
[23]《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P375。
[24]《编者的话》，《中央日报》1938年12月1日。
[25]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文艺先锋》1卷1期，1942年9月1日出版。
[26]《历史就是见证》，《人民日报》197 7年3月13日。
[27]《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1948年3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