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是中国的影响，但其大发展主要是近代以来，“科学日见昌明，机械发明”，“促进了工业革命”的结果。中国文化不然，它是建立在农业经济上的构造。“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两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③①］。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近代的工业经济必然要代替传统的农业经济，由此造成了经济所决定的相应的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跃迁。这里，李大钊用唯物史观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可比性基础和时代落差，从而实际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选择观。这是新文化历史建构中最深刻的理论进展。
    
    （五）
    
    以上五四新文化的建构主要在思想文化的层面进行。思想文化层面的建构不足以形成文化的完整结构。只有从思想文化的层面落实到社会运作的层面，新文化的建构才能立体化，才有社会整合的意义和文化结构的功能价值，成为现实的文化新结构。文化设施与文化组织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文化设施和组织是在时空中持续存在的、具有文化创造、传播和整合功能的文化物质单位。因此，从文化学的意义上也可以把它们视作文化丛。新文化建构中首屈一指的文化丛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一类报刊社。《新青年》杂志在发展中萃集了一批富有文化创造才能的编委，如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文化的幅射迅速。《新青年》在创刊辞中提出“科学与人权”和“文学革命”的口号，掀起了白话文运动。两、三年的光景，“白话报纸风起云涌，各地学生团体的小报，形式略仿陈独秀所主编的每周评论，至少有四百种。白话的杂志也出了不少，如《青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新中国》，性质与《新青年》有些相近，所登载的文章大都是介绍西洋文化、攻击封建思想”［③②］。副刊也转向宣传新文化，如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和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一时为人称道是“四大副刊”。这样，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新文化的内容与形式、新文化的创造与传播整合为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文化丛。
    
    新文化建构中另一意义深远的文化丛是新北京大学一类学校的出现。北京大学原为创建于１８９８年的京师大学堂。新文化运动期间，由于以下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它成为一座新式大学：（１）新文化人物云集北大。１９１６年，热心倡导民主与科学的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继之，他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相继来校任教。北京大学的师资结构与文化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２）确立了新的办学方针。蔡元培把这一方针概括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③③］。这一方针实质是新的文化精神在教育上的体现。（３）课程设置与学生构成为之一新。学生男女同校，各种包含新思想、新文化内容的课程进入讲堂，学生的素质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于这几方面的因素，北京大学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创造和繁衍的一个中心［③④］。
    
    新文化建构中的第三类文化丛是学会、书社、研究会、社团等各种文化组织的出现。例如“新民学会”、“文化书社”、“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工读互助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及创造社、文化研究会等。这些文化组织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研究、传播新文化内容的组织。北京大学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术团体。１９２０年７月湖南建立的文化书社，其宗旨就是通过介绍和传播工作产生“新思想新文化”［③⑤］。第二，研究和创造新文化形式的组织。各类文学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从不同角度对文学形式进行研究和创造。第三，以新思想为指导触及人们社会关系的文化组织。象“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的“工读互助团”在自己的《旨趣书》中明确宣告说：“我们天天在文学上鼓吹改革社会，从未有改革社会的实际运动，这种互助组织便是我们实际运动的起点［③⑥］。１９２０年５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目的也是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这已经不再停留于思想文化的层面，而进入了社会运作的领域。
    
    以上文化丛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作用。从新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带有逐渐深化的特征。第一类文化丛是新文化信息的创造和宣传中心，它通过报刊对大众进行传播，具有轰动性的特点，主要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文化层面。第二类文化丛是新文化的繁衍和教育中心，它主要通过教学和学术活动使新文化在纵向上绵延不绝，其目标是创造一批具有新的文化精神的新人。其作用对象不仅仅限于思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