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取消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条文，而资产阶级的界定又有着极大的随意性，而这一切，正是无数冤假错案产生的主要思想根源。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对成千累万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对99%以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作了改正，对地主、富农分子和他们的子女摘去已套在他们头上数十年而将他们划人另类的阶级成分帽子。这些重大举措受到人们广泛欢迎，也使人们反省，如果不具备现代性，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便不可能根除，社会主义便会与政治民主化无缘，而没有民主，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当代中国，围绕着民主问题，爆发了一系列激烈的论战。与1979年北京西单“民主墙”针锋相对，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必须坚持人道主义，防止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的主张，引发了一场反对“精神污染”的思想批判运动。1986年被界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思潮，引发了一场反“自由化”斗争。1987年重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1988年就出现了新权威主义的鼓吹，1989年春夏之间酿成了一场政治风波。九十年代以来，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确定和体制内政治改革的推进，另一方面是政治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思潮的对垒。经由这些论战，民主与现代性追求逐步结合，终于形成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新觉悟。
      其一，民主的根本意义就是坚持主权在民。这里的民，不是抽象的民，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不仅仅是民的总体，连同所有民的个体，都被确认为权利的主体。宪法所规定的人的所有自由和各项基本权利，是保障人的自立自决，从而使主权在民实体化的基础。人们有着民族、地域、语言、信仰、习俗、财产状况、受教育程度等等种种差别，在为公共利益而依靠多数形成代表民的总体的决定时，决不能因此而危及包括少数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各项自由与基本权利。只有从法律上、制度上给这些自由与权利提供确实的保证，民主方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人对于自由和权利的自觉，人的主体性的真正确立，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首要工作。
      其二，掌握权力而不受制约与监督，将难以避免权力的滥用与腐败。因此，民主化体现在政治结构上，必定是权力的结构性互相制约、互相制衡，以及对于权力的有效检查与监督。权力必须依法取得，依法行使，凡有违法行为，都能迅速被发现，并迅速被纠正。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保障全体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并不断扩大他们的这些权利，包括他们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批评乃至控告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等等。
      其三，民主的推进，除去在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层面进行努力之外，还必须在他们两者之间形成雄厚的中介力量，有效的中介组织。这种有组织的中介力量，有利于优化实现公民自由与权利的外在环境，锻炼和提高公民自治及政治参与的能力，也有利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行使权力时效能的提高。
      其四，在中国现有条件下，政治民主化必须有序地加以推进。不能指望民主制度朝夕之间就能健全地建立起来，但也不能借口人民缺乏民主与法治的素质而将政治民主化推到遥远的未来。激进主义希望推倒现行体制，另砌炉灶，结局将是使社会再次动乱，无政府状态重演;保守主义希望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和政府权威，潜伏着从新权威主义滑向专制主义的危险;两者势不两立，其实，都不一定真正有利于政治民主化的推进。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内部改革的天地还相当宽广，超越各执一端的政治理想主义与政治经验主义，便可利用这一空间推进民主的真正实现。
                     

     现代性追求与科学的新定位
 
      科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与民主并列的两面大旗之一。叮是，后来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民族战争与国内政治斗争上，“科学救国”被视作非常不合时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对于技术科学一直相当重视，对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则因与生产实际距离较远而常给以冷遇，对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则一直防范多于支持。漠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导致唯意志论泛滥，主观随意性一度左右了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开始了科学新定位。思想界从反科学和伪科学盛行的惨痛教训中，觉悟到我们这个民族，不仅要重视技术科学、自然科学，而且要非常重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管理科学，因为这些方面的失误，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许多时候远远大于技术科学、自然科学失误所造成的后果。
八十年代科学领域一个显著特点，可称作西风劲吹。不仅技术科学、自然科学广泛吸取西方各国成果，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管理科学也积极借鉴西方。
      社会科学中，最为活跃的是经济学。西方宏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各种部门经济学研究成果成批地介绍进来，并被立即应用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给决策者提供政策诸询。文理相结合的经济管理，更加全面地师法西方各国成功经验。社会学得到复兴。人口问题，妇女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老龄化问题，社会大变革中无数新的问题，推动了社会学的发展，也推动了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中国的运用。政治学和法学，由于无数法律需要制定，由于时时要同国际金融商贸法律打交道，较之先前，也有了很大发展。它们一一成了中国的显学。
      人文科学中，哲学首先活跃。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哲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以及各种流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一被介绍到中国。萨特、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哈耶克，一个又一个，成为哲学界热点人物。人的“主体性”的阐释，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提出，尽管哲学界意见不一，但打破了先前哲学僵硬的架构。文学，史学，新闻学，也沿着相似的路线，突破了原先凝固化了的体系与结构。
      八十年代人文科学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化热”的勃兴。以1982年11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首次中国文化学者研讨会发端，短短几年，出版了一大批名目各异的中国文化丛书，各种相关的刊物、讲座、研讨会、培训班蜂涌登场，许多省市政府部门在这股热潮推动下，开展了文化发展战略的调查研究，制定了文化发展规划。“文化热”的勃兴，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人们注意到现代性的塑造、培育，除去物质层面的各种科学、制度层面的各种科学极为必要外，精神层面各种科学也不可或缺。文化研究，除精英文化外，还更注重大众文化，观念文化，还更注意物化和制度化了的文化。它表明，对于科学，人们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一批自然科学研究者转而研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人们已觉悟到单纯注重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将造成社会重大偏向的又一表征。他们来到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带来了对于原来研究者说来完全陌生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他们将自然科学新方法用于分析社会问题和人的精神问题，形成一阵“方法论”热，给许多学科带来很大冲击。虽然这股浪潮并未持续很久，便渐渐趋于冷落，但一大批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却由此而产生与兴盛，各学科研究方法普遍有了突破。
九十年代以来，以“科教兴国”为总背景，科学在现代化发展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造原子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状况有了改变，科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和工程科学家重新受到了人们的敬重。科学知识借助现代传媒系统开始普及。
      西方影响在各个科学领域仍然到处可见。但是，有了中国自身发展的多年实践经验积累，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