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国情较为深人的了解，同时，也有了对西方相关学说产生背景较为具体的认识，人们对西方各种学说有了条件作多方面的比较和慎重的选择。源于西方的“后殖民主义”思潮，从边缘文化立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立即在中国获得应和者，用来纠正八十年代“西风劲吹”的偏向。
      一部分当政者因要立竿见影创造“政绩”，企业家关心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他们都更关心科学成果的实用价值。九十年代后期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令人目不暇接的成就，造成了似乎人类许多难题靠它们便可迎刃而解的神话。一方面是科学实利化，另一方面是科学万能化，这两种倾向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两种反弹，一是呼吁警惕人文精神失落，二是呼吁防止科学主义主宰人们思想。但是，人文精神失落问题，实际上是社会正在转型，人们的包括目的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内的整个价值系统正在重建，目前正处于新与旧共存、青黄不接的时期。而科学主义，或科学霸权主义，在中国并不是现实的危险，因为科学思维并不占支配地位，在人们日常思维中，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随波逐流仍然非常普遍。一些邪教、巫术，吸引了那么多追随者，不就是明证么?
                     

     现代性追求与历史传统的新审视
 
      现代与历史如何衔接，现代性与历史性如何统一，这个问题长时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思想界。原因在于中国从古代走向现代，与其说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毋宁说是先前历史自然发展的中断。就中国而言，现代性先是表现为师法西方，后是表现为师法苏联，直到当代，方才成为中国历史自身自然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虽然现代性已成为当代中国的内在要求，与先前全部历史的联系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同时，现代性同西方化、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便不能不常常与西方化同中国化的统一、全球化同本土化的统一这样一些问题紧紧纠缠在一起。
      当代中国立足于现代性对历史传统的新审视，大要说来:八十年代是批判多于肯定，因为当时急于走出传统;九十年代是肯定多于批判，因为这时要让现代性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扎根，从历史传统中广泛吸取资源。
      八十年代对历史传统批判多于肯定，是因为当时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及先前一次次伤害了许多人的政治运动记忆犹新，结合历史传统，急于弄明白: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为什么那么强固?农民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理想国为什么那样深远?中国现代化进程为什么要经历那么多艰难曲折?中国有过辉煌的古代，为什么没有自主地发展到现代?人们努力从传统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结构、制度和观念，寻找历史根源。
      当时，也有对历史传统持肯定态度者。最突出的是新儒家。他们以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为根据，论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并不冲突，相反，从传统儒家可以生出儒家资本主义，推动现代化成功，甚至可以解决西方现代化高度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但是，他们所做的，实际上只是用西方曾经流行或现正流行的理论，对儒学作出新的诊释而已，真正的原创性并不多。
      九十年代对历史传统肯定多于批判，是因为改革的深人，开放的扩大，现代化建设的进展，要求现代性必须扎根于中国历史的土壤，从中国既有条件寻得支持。而全球化的急速发展，又激起了民族主义与本土化的反弹。肯定多于批判，集中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民族主义倾向。一反先前对传统文化严厉批判的做法，形成了所谓“国学热”，刊物的名称《原道》、《原学》、《中国文化》、《国外汉学》等等，回归传统的气息极为浓烈。一些著名的“文化遗民”和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受到高度评价和过分赞扬，继承“五四”传统为继承晚清民国治学传统所取代。与此同时，一些文化糟粕，也在弘扬传统文化名义下沉渣泛起。
      其二，本土研究的深化。表现为历史文献空前规模的整理与出版;许多专门性的高水准的研究著作问世，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包括那些从前人们几乎完全没有注意的方面;传统的研究方法、最新的研究方法和大量实地调查互相结合;评价趋于客观，尽可能展现历史原貌，给人们提供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或歪曲了的历史资源。
      其三，从人类历史的长时段和世界范围更为深人地思考现代性与历史性的关系。现代性和历史传统不仅具有历时性，而且具有共时性，这不仅仅因为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现代性与历史传统事实上仍然共生共存，而且因为历史传统总有形无形地渗透于现代性之中，无论现代性对此自觉还是不自觉。中国现代性尽管不是先前历史自主的自然演变，它的每一部分同样深深保留着历史传统的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立足于此，人们已经开始同时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方面，来对现代性与历史传统的关系作更为开放的全面考察。而且，其范围不仅仅限于中国本身，人们的视野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大文明历史发展的进程，全球范围内现代性与历史传统的关系。
               


      对现代性追求与当代中国思想重构的反省
 
      现代性追求，为当代中国思想重构提供了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价值目标，一根全部思想据以运转的主轴。但是，现代性本身却并非确定无疑，恰恰相反，它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现代性，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世界化相联系，兼有社会中产化、世俗化、多元化、政治参与扩大化、政治运作法治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可是，所有这些子项目，每一国家、每一地域、每一不同文明背景，都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独具的特点，不存在超越一切个性而普遍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地域、一切文明背景的固定模式。中国在追求现代性时，便要结合所有这些子项目，仔细辨析，哪些部分只具有各别性，哪些东西真正具有普世性，而这些普世性的东西，又如何与中国的独特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当然就使现代性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现代性在世界许多地方已经是无可置疑的实际，它给人们带来了一种与先前游牧文明、农耕文明迥然不同的新的文明。但是，这新的文明并不仅具正面效应，负面效应与正面效应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它与正面效应同时存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世界化、中产化、世俗化等等，给人们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强大的动力，但是，也让人们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风险，例如生态灾难、金融风险、能源风险、人的主体性丧失风险等等。在现代化进程中，从现代性最先得益者，在现代性增强过程中丧失先前既得利益者，不同社会群体对于现代性正负面效应的感受常常截然不同。就中国整体而言，仍处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之中，但是，除了继续承受现代性不足之苦外，已开始尝到现代性所带来的新的冲击，新的痛苦。这一切，便使得现代性的不确定性更为强烈。
      信息时代对于现代性的挑战，是造成现代性的不确定的又一原因。信息高速公路，因特网，不仅改变了传媒，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数据库、数字化借助网络正在成为人们活动的中心，或人们生存的一项新的基本条件。信息爆炸导致知识与社会走向高度不确定性、断裂性、模糊性，从而根本否定现代性所要求的知识和社会的完整性、系统性、稳定性。后现代主义解构权力，颠覆一切中心，扬弃人自身，反抗各种系统话语，和现代性尖锐对立。中国在追求现代性时，也不能不同时面对后现代的无情挑战。
      现代性本身的不确定性，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同时并存，这就使当代中国思想重构经常呈现出严重的无序状态。但是，只要把握了这个总的背景，于无序中仍可发现有序。
      当代中国思想重构，不仅涉及社会精英层，而且涉及全体社会成员，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思想的重构。尽管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其影响仍所在皆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思想的重构已经推进到改变全体社会成员的日常思维，推进到他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