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海内外知识界就中国的"后现代"问题进行了持续的讨论，构成"新时期"之后中国思想的迷信）。在下面的讨论里，"中国后现代"的历史的大前提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政治一体化，而其更为直接的社会政治条件则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物质文化积累和意识形态沉淀。它的问题性与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各个方面的转型、机遇和挑战息息相通，命运与共。换句话说，中国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风格脱胎于"新时期"的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话语。而由于八十年代在中国当代史上的特定的"反历史"姿态（"新时期"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发明），"走出新时期"的口号也就包含了回到历史，回到传统（这个"传统"已不是"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中的那个"落后"和"停滞"的代名词），回到具体的中国人（而不是种种现代化的乌托邦），回到一个正在形成中的生活世界的新思路。 
    
    在进入"后现代"问题之际，我想首先在"中国后现代"和"后现代在中国"之间作一相对严格的概念上的区分，尽管实际中往往难以避免两者之间的交叉和借用： 
    
    "后现代在中国"在我看来指的是中国学者（特别是外国文学、文化理论界的学者）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艺作品、思潮、和理论表述的移译。引伸出去，它也包括知识界和新闻界对当代西方和东亚"后工业社会"（或曰"信息社会"、"消费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一般性介绍和描述。而作为特定的思想文化、审美、和意识形态倾向，这种"话语引进"首先是中国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思潮的延续。因为不但"现代"和"后现代"在一般观念史和社会史内部有其连续性，而且"后现代"话语系统的中国移植者们在相当程度上是在有意无意地继续"新时期"文化的未竟事业。那就是向当代西方寻求理论上的灵感与能量，争取中国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间话语上的同步化或"接轨"。在此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同在其文化原生环境一样）是学院派的精英话语，只在小圈子里流通。在社会分化和分工日益明确的今天，这种精英话语的局限性并不等于它没有任何现象界的"真实性"。它在物质世界里的对应物（但未必是对等物）便是九十年代中国都市空间里的"全球化"飞地，比如豪华酒店、购物中心、乡村俱乐部和各种昂贵的娱乐消费方式场所。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当代中国社会的意识型态和社会想像，"后现代在中国"美学上的兴奋点和社会政治视野是同对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国际市场的期待和信心分不开的。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这样的的符号资本可视为中国经济和文化的不均衡发展同全球资本主义乌托邦之间的一个游移不定的联接点。 
    
    "后现代主义"国际话语在中国登陆的滩头阵地虽在文化领域，但其社会经济基础却是资本、信息和市场的多极化和跨国化， 是生产方式、消费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而中国社会的极度不均衡性往往使得任何来自上层建筑领域和消费领域的时尚变化显得缺乏历史根基和常识上的说服力。但如果以此为理由将后现代在中国贬为无稽之谈，则忽视了全球范围内的"后现代状况"（利奥塔）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带来的新的挑战和机遇，忽视了全球性的后现代文化环境对消费大众和社会个人产生的深刻影响。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特区打工妹固然不因为唱一晚卡拉ＯＫ就"后现代"了，但无论她的物质要求和精神渴望如何与"现代化"与"现代性"息息相关，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环境已不是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上半叶，而是由二十世纪末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决定。 也就是说，"后现代"在中国始于改革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而终将落实于更多的中国人在当前对自身历史境遇和文化可能性的意识和探测。这样，问题也就从"后现代在中国"转化到"中国后现代"。 
    
    与前面的问题相比，"中国后现代"是一个模糊得多、但同时也远富于理论潜力和创造性的范畴。它的基本问题是把当代中国不但视为世界性"后现代"历史阶段及其文化的消费者，同时也视为这种边界和内含都不确定的历史变动的参与者和新社会文化形态的生产者。由于当代中国的历史境遇和文化可能性成为问题的核心，"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就不再是一个西方中心论的观念，也不再是一个历史目的论的观念。鉴于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目的论正是"现代性"思维范式的两个基本特性，我们不妨假定，探索中国经济、社会、文化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努力同"后现代"一般观念之间存在着理论亲合力。在实践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比如不同所有制的混合，市场与国家间的重叠，乡镇企业）、政治体制（比如"一国两制"、基层民主选举）、社会形态、文学艺术风格都突破了经典现代性型态的框架，处于一种混乱而微妙的无名之境。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当代中国，严格的、技术性较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话语基本上是西方理论的寄生物，因为这套理论体系的具体分析对象是西方的。其犀利的理论运作（比如现在在西方几乎已经家喻户晓的"解构"），无论怎样"反传统"，都牢牢地吸附在西方思想观念的历史地形上（比如从柏拉图到尼采的形而上学传统；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实证科学，等等）。这并不是说这套理论在中国就没有用武之地。事实上，中国有大量的文艺作品和文化现象，既便按最拘泥的西方学院式定义，也符合"后现代"的戴帽标准。从新闻层面和学术层面上描述各个门类中的"中国后现代主义"从来都不是什么难事。事实上，更值得中国批评家分析的不是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创造如何借鉴了西方文艺的风格和潮流，而是这些在西方转瞬即逝的风格和潮流如何通过在中国文本里的转世而获得了其前世所没有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并不来自抽象的观念和审美自律性，而是来自当代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现实。我们要追问的不是理论概念体系与现象界的机械对应，也不是作为权宜之计的概念的借调， 而是现象和理论，或实验和理论间的有机的、辩证的关系。毕竟中国人谈后现代主义，不是为了满足这套理论话语的内在欲望，而是要对当前中国社会文化作出行У姆治觯?宰?己所处的历史空间具备反思和批判的能力。 
    
    一旦我们的视线转向中国的具体现实，我们就会感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抽象性甚至空洞性。然而，这种抽象性、空洞性和不确定性也许正是我们探讨"中国后现代"的切实出发点。因为在中国，"后现代"首先是一套来自西方的话语系统。它所指涉的全球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状况同中国当前的社会变化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都是直接的、透明的。它们必然要经受中国现代性的特殊经验和既成体制的筛选和制约。在此，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均衡发展"的结果，同时还是对这种霸权体系的抵抗和挑战。其次，后现代主义全面置疑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性"（启蒙、理性化、民族国家等），更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男性中心主义这些内在于西方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