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主义历史的价值观念体系大加挞伐，但这种当代西方知识分子针对现代西方传统的批判并不能代替中国（或任何非西方）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更不能被当作思考本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前途的现成答案。因此，在中国语境中，"后现代主义"目前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开放的、蓄意的"能指"符号；因为它的"所指"是某种延宕已久但却悬而未决的集体经验的分化和再组合。在那个激发想象的"后"字前面，是一部沉重的百年史； 贯穿这部历史的主题是革命、国家、大众、现代化。 
    
    这也就是说，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中国后现代谈的不是什么东西已经过去了，而是什么东西随着一系列严峻刻板、"放之四海皆准"的教条、定律、规范、标准、等级和历史阶段论的动摇或失效而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在此，超越现代性自身体制上和观念上的禁锢和异化倾向成为中国现代性（或者说后现代性）出场的必要前提。中国后现代包含的不是"历史业已终结"或"一切新事物早已被试过"这样的世纪末的消极颓废和玩世不恭，而是一种对正待展开的历史的期待，一种对"此地此刻"的投入，是对民族主体性和个人创造性的信心。在这一层意义上，中国后现代是中国百年来现代性努力的继承，是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连续性（而非断裂性）的肯定。"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黑格尔这句狡诘的历史哲学命题，似乎正可以拿来形容中国后现代与当今中国和世界现实的既合作又冲突、既认同又颠覆的关系。（于是中国后现代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左"与"右"两方面的指责。这在下面还会谈到）。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后现代并不仅仅是思辩的产物（其有代表性的发言人大多不是理论或西方哲学出身，而是来自当代文学评论和大众文化研究领域，这同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情形适成鲜明对照），而是对急巨变化着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反应。 

    目前，中国后现代的理论表述也许还失于粗疏，但它却传达出一个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取向上的变化：中国社会财富和个人自由的逐渐增加，全球资本、生产和消费的"多中心化"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继续存在使得普通的中国人第一次感到，要过好日子并不一定要变成西方人。在中国进入"小康社会"之际，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在国家与社会、日常生活领域和精英文化领域、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中国国内主流意识形态与国际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间造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空间和意识形态中介面。它既是一个交流层，也是一个防火带；更重要的是，它的种种表象和话语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个人想象和集体自我形象的氛围。这个氛围既是商品化和全球化的产物，又反过来在商品和国际资本及其意识形态充斥的物质现实中为个人和集体经验的特殊源丛斐鲆桓龊粑□姆煜丁? 
    
    从中国当代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个在九十年代商业化条件下出现的新的文化空间是继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哲学话语和形式实验之后的又一整体性、范式性变化。"新时期"知识话语的"半自律性"虽然有强烈的现代主义、国际主义倾向，但它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和社会意识形态前提却来自国家推动的改革，或不如说来自改革中的国家体制。尽管国家权力系统和知识分子阶层之间存在着矛盾，有时甚至形成激烈冲突，但两个精英集团的相互依赖却是根本性的。它是八十年代社会共识的基础。如果暂时撇开两者间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这种差异往往被似是而非地描绘成"左与右"、"官方与民间"的冲突），那么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根本冲突并不是"左与右"的对垒（这多多少少是精英知识分子自怜自爱的想象）， 而是现代性精英集团（国家权力及依附于它的知识分子群体）同兴起于市场和日常生活领域的无名的消费大众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后现代文化是反精英的大众文化。精英知识分子本能地在其中看到了"国家"的影子，但这只不过表明，在当代中国，"市场"本来就是在国家的计划、引导和保护下形成的（而这并不是中国或社会主义独有的现象；在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过程中这样例子比比皆是）。而从现代国家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的角度看，消费大众及其文化同国家的直接认同是当代民主的商业化社会的一般特征。美国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后现代主义客观上提出了当代中国的文化民主问题。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提倡革命的大众文化之后就被搁置起来。今天，它在世俗化、日常生活领域、社区意识、个人主义、商品、消费、文化工业、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上下文里重新浮现出来。这既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也具有一层历史的反讽意味。 
    
    在此，问题不是消费大众及其雏形文化领域同国家的一般关系，而是这种文化认同潜在地依附于什么样的国家。于是乎中国后现代主义讨论最终变成了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大众文化和娱乐工业内在的肯定现实，复制现实的特性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重叠无疑给"中国后现代主义"涂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的急进自由主义者眼中，中国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保守主义"。但这样的"保守主义"定义反过来暴露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市场化、私有化和认同全球资本主义乌托邦等问题上的激进的"全盘革命"立场。对于这种立场而言，任何同现实调和，置疑绝对真理（比如"绝对市场"的福音），或试图从现实和过去的经验中找出合理因素的努力都必然是"保守"的，因为新的"历史必然性"早已表明，只有一条路通罗马，那就是自由市场外加议会民主（只是在后一点上中国的"自由派"对"新权威主义"依然恋恋不舍）。在此，一切"反总体论"，"反大叙事"，"反理想主义"的姿态都让位于一种新的独断论：任何对"现代性普遍真理"（这不过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哲学护身符）的怀疑都是不允许的，因为它们会把中国带回"文革"，带回黑暗。 
    
    然而对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具体分析表明，现代性在中国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内部的矛盾、多重性和异质性，包含着不同型态、不同阶段；它们之间本身有着错综复杂的、尚未解决的矛盾。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定位取决于它与中国现代性的哪一个特殊阶段和特殊形态形成特殊的紧张关系和传承关系。换句话说，在中国，任何"后现代"立场必须阐明自己"后"的是哪一个"现代"，哪一家"现代"、怎么个"后"法，"后"的前面是什么，"后"了之后又要往哪儿走。以十九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其认识论体系为靶子的"后现代"与力图摆脱二十世纪中国"从""五四""到""文革""的衩巍保ㄖ芾伲┑摹昂笙执□笔俏?法兼容于同一个"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里的。同样，以"新时期"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话语为"文化弑父"对象的"后现代"与矛头对准社会主义"官方话语"的"后现代"在趣味上不会投机。试图借"后现代"的西风弘扬"东方文化"的"后现代"与立志沿"全球化大趋势"顺流而下的"后现代国际主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然而，日益明显的国内矛盾和国际间竞争和利益冲突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一切都在变化中，世上本没有永恒的真理；中国的问题没有谁可以开出万灵的药方，中国的未来只能由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用自己的智慧和不懈的努力换来。"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句《国际歌》里的唱词本是现代性的世俗化启蒙观念的代表性口号（西方历史上的共产主义者从来都是启蒙主义信徒和现代性的鼓吹者），但大多数中国人却好象注定要在"后现代"的天空下真正领会到它的含义。这从反面提醒我们，"中国后现代"这个问题的出现本身就包含了双重的历史意味：它一方面表明"现代性"过程在中国还远没有完成，还将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地回到我们面前；另一方面，它也暗示，中国现代性一定程度上的展开正是"中国后现代"问题的客观条件； 而在此条件下出场的"中国后现代"必然包含了对现代性经典理论的再思考和"重读"；必然包括对现代性的客观现实的反省和批判。对中国后现代的初步分析和把握必需在中国现代性和现代主义传统内部探讨"后现代"与其历史前提之间的关系。而对中国后现代的价值判断必然涉及对当代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这将是另一篇文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