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焦虑与新世纪中国文化输出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现代性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一个争论不休的学术前沿问题。“现代性”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只有将现代性放进传统和现代（旧与新）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或者将现代性放在世俗性与神性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弄清楚其基本内涵。现代性是在中世纪结束以后开始的，当时的神性中心话语逐渐发展成世俗性话语，因此现代性与神性有着非此不可的联系。对现代性中的核心——“理性”问题的理解，是阐明现代性的关键。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十八世纪理性发展到辉煌时期之时，却出现了一门叫做“美学”亦即“感性学”的学科。因而我们得问：为什么在理性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会出现张扬生命美感的感性学呢？是什么使得人类要强调在理性时代人不被异化为唯理性动物而成为活生生的人呢？这些不仅是西方几百年现代化进程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现代性焦虑。因而现代性问题同样成为我们自己的问题。
一 对“现代性”理性的文化症候分析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性”的关键是理性问题。对理性的分析，成为学者们建立体系和阐释问题的重要场域。在我看来，作为“现代性”关键词的“理性”可以化约为三个方面，即工具理性、历史理性、人文理性，其中问题纠结，值得深加追问。
(一) 工具理性问题
“工具理性”也可以说是技术理性。科技给人类带来美好的生活前景，而成为一种现代神话或者巨型想像。十九世纪我们尚不知汽车为何物，甚至在十九世纪末才发明了电灯。而今天电无处不在，汽车则成为交通工具中最便利和不可或缺的。现代性向人类展示了科技、生活、医疗等各个方面的瑰丽蓝图，今天的科技无疑成为了人们生活的核心话题。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反省一下科技的一些问题呢？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背后的负面效应，是否也应该清理呢？当代的一流科学家，或者说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一流的思想家都曾经对现代性加以深刻反省。进入新世纪，我们的清理应该更具有深度。
工具理性的第一个方面，可以用用冷兵器、热兵器、热核兵器的发展关系来说明。在冷兵器时代，诸如在深山老林中登山论剑的剑客，苦练了二十年而武功炉火纯青。当他突然面对一个七岁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手上拿了一个关于现代性（热兵器时代）的武器——枪，枪对准武林高手时，冷兵器时代的游戏规则彻底改变了。二十年的功夫瞬间化为乌有，只要一扣扳机，倒下的就不是七岁的孩子，而是那个武林高手。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中国人曾经说的是刀枪不入的民族，在面对西方坚船利炮之时，会突然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为什么泱泱大国五千年的文明，会在西方现代性短短的文明史面前感觉到一种失语？我想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当枪改变了刀枪棍剑的游戏规则以后，另一种新规则又改变了热兵器时代的规则，那就是热核兵器。当今世界已经有二十几次由于一个中尉、排长的误操作，而几乎导致发射原子弹——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一般认为，一个无核国家，如果对其发射原子弹的话，其他国家就可以向首先发射原子弹的国家发射原子弹。有长篇小说这样写到，当某些国家的领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首先发射核武器，整个地球就会发生核大战。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地球核武器的存量，已经可以毁灭地球上三百次了。当互相发射核武器的时候，世界出现了核冬天——核尘埃达到很厚很厚的程度，遮天蔽日，难见阳光。大部分的城市——这个人类文明的象征化为乌有。剩下是一些边区的小城镇，还有某些大山背后的山沟里有一些人类残存。他们喝的水是受了核污染的水，呼吸的空气是核污染的空气，数年见不到阳光，于是他们发现自己头发开始变长、变黄，腮帮开始往后缩，而且特别喜欢上树——于是从人变成了猴。人类经过了漫长历史才可以从猴变成人，为什么现代的最高科技又可以使人变成猴呢？这种全人类面临的核威胁，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深切地思索一番，科学技术是应该为人类的前途谋利益呢，还是要断送人类的前途呢？
第二个方面是艾滋病。艾滋病的来源问题一直是一个谜。最近根据德国前纳粹官员基斯勒坦白，艾滋病是德国纳粹在二战时由一批科学家用高科技创造出来的。希特勒非常欣赏，认为这是“上帝之手”，是“最佳杀手”。但是经人类“创造”而从魔瓶里放出的这个杀手再也收不回去了。今天全世界的一流科学家用尽一切办法都不能把这个魔鬼重新装回瓶子。所以，当科学技术没有一种人伦、没有一种社会的人文、文化思想去制约时，是非常可怕的。
据悉，全球现已有两千万人死于艾滋病，另有四千万人染上艾滋病毒。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曾在今年六月出席联合国艾滋病特别大会期间表示，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发病率大概为万分之五。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还处于艾滋病低流行阶段，但流行趋势十分严峻，艾滋病的感染已从危险人群开始转移到一般人群。
二战后德国图宾根大学校长在一次开学典礼上说：“学理科的孩子们，你们抬起头来，因为你们是这个世界的列车”。学理科的同学特别欢欣鼓舞。学文科的同学就像我们今天的很多同学一样深深地埋下了头，觉得学文科没有前途和意义。但这位校长具有深邃的思想眼光，他接着说：“学文科的孩子们抬起头来，你们是这个时代列车上的司机”。如果时代列车在飞速奔驰时无人驾驶就会脱轨。在这个意义上，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或者说必须与科技知识分子共同承担起人类的未来。
第三，“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将宗教同科学结合起来的一种杀人的方式。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人类的现代性的理性设计出了什么问题。这也是哈贝马斯的提问。我们是否已经发现现代性设计出了问题？我们怎样修正我们的现代性的理性设计？
第四，克隆人类和转基因问题。著名的散文家、漫画家丰子恺在三十年代的时候曾经写了一篇短短的文章叫做《错位》。写在日寇侵略中国的时候，一对母女和一对父子失散了，战争的流离失所使父亲娶了这个女儿，而母亲嫁了这个儿子，并分别生了孩子。可以算一算他们之间的辈分是什么——他们在生命链条上错位，相互之间的乱伦辈分已难以说清。如果说这是战争造成的生命灾难，那么，今天的克隆技术控制不当就会大面积地出现类似的情况。克隆技术确实对人类的断肢再造、某些生命零件缺了以后还可以植入等有好的作用。但是社会伦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出现了诸多问题。国外正在“发明创造”有六条腿的鸡，甚至有一些科学家在设想人可以和蚂蚁的基因嫁接，今后这种“人”就可以像蚂蚁一样勤劳，一天可以工作二十多个小时而不困倦。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说，“听到这样的说法我毛骨悚然”。
我们应该问一问，人类的未来究竟由谁来决定？仅仅是科学家吗？人文学者不应该思考一下吗？在我看来，克隆技术和其他技术都是一种风险技术，它必须在人文精神的规范下才可以为了人这个终极目的而发展。同时还应提到，在现代性问题上还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如近年来美国有一位祖母将她的女儿的受精卵植入自己的腹部，使得“外婆为女儿生了外孙女”。这爆发了一次令美国科学家非常头疼的讨论。祖母生孙女从生理学来说没有问题，但在伦理学上这是却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而美国的一个著名影星的精子库居然让一万多名女青年怀孕了，也就是说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帝王的孩子还要多，而这一万多个孩子在不知道亲身父亲的情况下产生的亲密关系，就是一次次的乱伦。科学和技术确实应该与伦理与文化紧密地参照，一起来思考人类的未来。不可怀疑的是，包括今天所创造的新的人种、试管婴儿、男人生育，这些技术都和伦理关系紧密相关。我们在为科学的高歌猛进欢呼的同时，应该深深地低下头来想一想，人类究竟在干什么？或者干了些什么？
在讨论工具理性时，我更多地注意到它的负面效应，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因为它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列车，只是这个列车上需要具有深切人文关怀的“司机”。如果说，是技术发展造成了现代性中的一些问题自然科学家应该反省，而文科的那些哲学家、思想家就可以认为在历史的发展中他们没有什么过错了吗？面对这些困惑，我们对历史理性的问题深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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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现代性”理性的文化症候分析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性”的关键是理性问题。对理性的分析，成为学者们建立体系和阐释问题的重要场域。在我看来，作为“现代性”关键词的“理性”可以化约为三个方面，即工具理性、历史理性、人文理性，其中问题纠结，值得深加追问。
(一) 工具理性问题
“工具理性”也可以说是技术理性。科技给人类带来美好的生活前景，而成为一种现代神话或者巨型想像。十九世纪我们尚不知汽车为何物，甚至在十九世纪末才发明了电灯。而今天电无处不在，汽车则成为交通工具中最便利和不可或缺的。现代性向人类展示了科技、生活、医疗等各个方面的瑰丽蓝图，今天的科技无疑成为了人们生活的核心话题。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反省一下科技的一些问题呢？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背后的负面效应，是否也应该清理呢？当代的一流科学家，或者说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一流的思想家都曾经对现代性加以深刻反省。进入新世纪，我们的清理应该更具有深度。
工具理性的第一个方面，可以用用冷兵器、热兵器、热核兵器的发展关系来说明。在冷兵器时代，诸如在深山老林中登山论剑的剑客，苦练了二十年而武功炉火纯青。当他突然面对一个七岁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手上拿了一个关于现代性（热兵器时代）的武器——枪，枪对准武林高手时，冷兵器时代的游戏规则彻底改变了。二十年的功夫瞬间化为乌有，只要一扣扳机，倒下的就不是七岁的孩子，而是那个武林高手。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中国人曾经说的是刀枪不入的民族，在面对西方坚船利炮之时，会突然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为什么泱泱大国五千年的文明，会在西方现代性短短的文明史面前感觉到一种失语？我想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当枪改变了刀枪棍剑的游戏规则以后，另一种新规则又改变了热兵器时代的规则，那就是热核兵器。当今世界已经有二十几次由于一个中尉、排长的误操作，而几乎导致发射原子弹——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一般认为，一个无核国家，如果对其发射原子弹的话，其他国家就可以向首先发射原子弹的国家发射原子弹。有长篇小说这样写到，当某些国家的领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首先发射核武器，整个地球就会发生核大战。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地球核武器的存量，已经可以毁灭地球上三百次了。当互相发射核武器的时候，世界出现了核冬天——核尘埃达到很厚很厚的程度，遮天蔽日，难见阳光。大部分的城市——这个人类文明的象征化为乌有。剩下是一些边区的小城镇，还有某些大山背后的山沟里有一些人类残存。他们喝的水是受了核污染的水，呼吸的空气是核污染的空气，数年见不到阳光，于是他们发现自己头发开始变长、变黄，腮帮开始往后缩，而且特别喜欢上树——于是从人变成了猴。人类经过了漫长历史才可以从猴变成人，为什么现代的最高科技又可以使人变成猴呢？这种全人类面临的核威胁，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深切地思索一番，科学技术是应该为人类的前途谋利益呢，还是要断送人类的前途呢？
第二个方面是艾滋病。艾滋病的来源问题一直是一个谜。最近根据德国前纳粹官员基斯勒坦白，艾滋病是德国纳粹在二战时由一批科学家用高科技创造出来的。希特勒非常欣赏，认为这是“上帝之手”，是“最佳杀手”。但是经人类“创造”而从魔瓶里放出的这个杀手再也收不回去了。今天全世界的一流科学家用尽一切办法都不能把这个魔鬼重新装回瓶子。所以，当科学技术没有一种人伦、没有一种社会的人文、文化思想去制约时，是非常可怕的。
据悉，全球现已有两千万人死于艾滋病，另有四千万人染上艾滋病毒。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曾在今年六月出席联合国艾滋病特别大会期间表示，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发病率大概为万分之五。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还处于艾滋病低流行阶段，但流行趋势十分严峻，艾滋病的感染已从危险人群开始转移到一般人群。
二战后德国图宾根大学校长在一次开学典礼上说：“学理科的孩子们，你们抬起头来，因为你们是这个世界的列车”。学理科的同学特别欢欣鼓舞。学文科的同学就像我们今天的很多同学一样深深地埋下了头，觉得学文科没有前途和意义。但这位校长具有深邃的思想眼光，他接着说：“学文科的孩子们抬起头来，你们是这个时代列车上的司机”。如果时代列车在飞速奔驰时无人驾驶就会脱轨。在这个意义上，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或者说必须与科技知识分子共同承担起人类的未来。
第三，“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将宗教同科学结合起来的一种杀人的方式。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人类的现代性的理性设计出了什么问题。这也是哈贝马斯的提问。我们是否已经发现现代性设计出了问题？我们怎样修正我们的现代性的理性设计？
第四，克隆人类和转基因问题。著名的散文家、漫画家丰子恺在三十年代的时候曾经写了一篇短短的文章叫做《错位》。写在日寇侵略中国的时候，一对母女和一对父子失散了，战争的流离失所使父亲娶了这个女儿，而母亲嫁了这个儿子，并分别生了孩子。可以算一算他们之间的辈分是什么——他们在生命链条上错位，相互之间的乱伦辈分已难以说清。如果说这是战争造成的生命灾难，那么，今天的克隆技术控制不当就会大面积地出现类似的情况。克隆技术确实对人类的断肢再造、某些生命零件缺了以后还可以植入等有好的作用。但是社会伦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出现了诸多问题。国外正在“发明创造”有六条腿的鸡，甚至有一些科学家在设想人可以和蚂蚁的基因嫁接，今后这种“人”就可以像蚂蚁一样勤劳，一天可以工作二十多个小时而不困倦。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说，“听到这样的说法我毛骨悚然”。
我们应该问一问，人类的未来究竟由谁来决定？仅仅是科学家吗？人文学者不应该思考一下吗？在我看来，克隆技术和其他技术都是一种风险技术，它必须在人文精神的规范下才可以为了人这个终极目的而发展。同时还应提到，在现代性问题上还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如近年来美国有一位祖母将她的女儿的受精卵植入自己的腹部，使得“外婆为女儿生了外孙女”。这爆发了一次令美国科学家非常头疼的讨论。祖母生孙女从生理学来说没有问题，但在伦理学上这是却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而美国的一个著名影星的精子库居然让一万多名女青年怀孕了，也就是说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帝王的孩子还要多，而这一万多个孩子在不知道亲身父亲的情况下产生的亲密关系，就是一次次的乱伦。科学和技术确实应该与伦理与文化紧密地参照，一起来思考人类的未来。不可怀疑的是，包括今天所创造的新的人种、试管婴儿、男人生育，这些技术都和伦理关系紧密相关。我们在为科学的高歌猛进欢呼的同时，应该深深地低下头来想一想，人类究竟在干什么？或者干了些什么？
在讨论工具理性时，我更多地注意到它的负面效应，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因为它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列车，只是这个列车上需要具有深切人文关怀的“司机”。如果说，是技术发展造成了现代性中的一些问题自然科学家应该反省，而文科的那些哲学家、思想家就可以认为在历史的发展中他们没有什么过错了吗？面对这些困惑，我们对历史理性的问题深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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