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欧风美雨吹进来，使我们文明僵化的程度减低。到了世纪末他又说：我们应该开门，让中华民族经过一个世纪西学的碰撞整合后的新文明走出国门。这提醒我们文化的发展，有可能到了从鲁迅的“拿来主义”走向新世纪中国文化的“输出主义”的时候了。

 


四    当代中国：从文化拿来主义到文化输出主义

 

       就当代中国而言，问题在于我们怎样输出？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我们如何输出？我们是否具有输出的资本？我提出关于新世纪中国文化“输出主义”的时候，有人认为走向输出主义，中国有这个本钱吗？好像中国是一无所有，落后西方很多，天天说落后就要挨打，居然还要说输出，认为是异想天开。我就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如一个村庄很穷，他们产了很多苹果，但是其他的生活品都没有，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自己的苹果加工好。我不相信中国人就连这最简单的苹果生产都没有，我们还有比苹果更好的思想。我们有诸子百家群星灿烂，可以看到西方包括东亚若干国家，历史上几千年来没有中华民族这样多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而在当代西方获诺贝尔奖的科技方面相当多的同样是中国人，同时还有20年中国独特的现代化的经验。中国人应该有足够的自信。问题是如何输出。

       中国在现代化中面临着一个前提性的悖论。一方面要面对一个硕大无比的话题——全球化，另方面要强调温馨的生活，那就是私人化。处在私人化与国际化矛盾中的当代学界，充满了焦虑。在语言上我们慢慢变成双语精英。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是在学汉语，而是在学英语。可是很多人英语没有学好，而汉语文章已经无错不有，甚至不少书法家的书法作品几乎十幅中七幅有错别字。泱泱大国的汉字难道就毁于一瞬吗？面对全球化的时候是否汉语会消失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人讨论过。当时很多人认为汉字正是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国际化、走向全球化的一个绊脚石，因此应该把汉字去掉。但我认为不行。道理何在？其一，中国有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一旦文字拚音化，如我们说：“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现代人就再也听不懂了。而只能说简单的汉语：“孔子说：有朋友从远方来了，我们很快乐。”文化的毁损不需要战争也不需要原子弹，只需要三十年，很多中国人将不再认识古汉语，只有一些考古学家和一些古文献专家才可以看古书。再过六十年，我们中国沉积了五千年文明的古籍就被美国几百年的文化同化了。文化的毁损就在一瞬间。其二，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如果废除汉字，中国将失去文化凝聚力。自从秦始皇“书同文”以来，统一的文字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完整。但当代中国文化界面对一个汉字是否会制约我们现代化的发展问题，不可回避的是，全球化是我们逃离不开的语境，只有面对它，同时不丧失自己的声音，才能真正做到民族化与全球化的统一。

       同时，私人化身体化也值得重视。今天有两种反思形态，一种是制度性的反思，就是中国走向现代性的时候怎样改变制度。制度性的反思，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国际关系学的一些学者思考得比较多。还有一种是身体性的反思，即思考肉身性、当下性、感觉性等问题，文史哲的学者思考得比较多，还涉及宗教信仰、安身立命、终极关怀等问题。制度性反思和身体性反思是一对矛盾，如何把这些矛盾转化得比较好，是当代中国的重要问题。另外，现代性的关键是一种怀疑精神，怀疑权威、怀疑历史上的一些乌托邦，怀疑科技理性带来的一些神话。但今天人们前所未有地听从权威。如要买音响，就得去找高保真的专家；饮食遵从营养学家；心理上产生疾病障碍则去找心理学家，人们进入一个专家社会。但当我们完全听从别人时，就丧失了自己的思想自由和怀疑精神。

         在我看来，只有认真处理好全球化和私人化、制度性反思和身体性反思、听从感和怀疑感的二律悖反，人们才会达到充分的精神自觉。面对现代性时中国应该重新创造“中国形象”。如果说七十年代是政治文化中国，强调的是政治性，那么九十年代或者是新世纪应该走向知识经济中国，中间的过渡是法制中国。这就意味着中国将不再是仅仅强调一种政治模式，而是强调一种知识境况，将知识分子的作用看得更加重要。我们应意识到：西方工业文明是现代性走向尾声的风向标，今天要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就必须得重视知识价值，才会使国家民族高速度发展。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有一种走向世界的自觉，走向世界以后有隐含着失去文化身份的不安，很多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慢慢地变成了本土主义者，而他们走出国门之前是一个强烈的西化主义者。其实就是走向世界的豪情壮志和失去身份的内在痛苦的一种撕裂。

       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化，但不是民族虚无主义地到西方取经，而是把自己民族的好价值发掘出来，即找到普世性领会和理解的国际性共识框架，但是在共识性形式框架内找到我们的民族文化内容——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中华民族的新思想精神。“中国形象”的建立，与我们新一代学者、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制度创新分不开。同时，中国形象的建立与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思想历史工作者以及所有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思想者紧密相关。

       我仍然要强调的是：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张扬人文理性，从文化“拿来主义”走向文化“输出主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走自己的路，创造新世纪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