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强的个性，虽然追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但毕竟不象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那样具有坚实的根基，新潮浸染了他们衣衫的花斑却未能使他们生长出独立地支撑自己头颅的筋骨。所以，一旦大潮退去，他们必然立即到某个群体中去寻找依靠。无论普罗文学运动，还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都否定五四新文学，都反对个性主义而强调集体意识。其中表现的正是一些没有完成现代转化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他们希望自身有所依附，希望集团作战，并且希望有人为自己作主或者指挥自己的行动。这种弱点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更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不再要求创作自由，不再强调人格独立，而且主动要求组织的管理和纪律的约束。一些文学史著都曾经指出这一事实：“从各地集中到武汉的作家，一致感到缺乏严密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以致影响到文艺工作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甚至文艺宣传、创作和出版往往形成自流，因此迫切要求文艺界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3）如果与五四先驱相比，我们不能不怀疑：这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状态吗？然而，这种描述是准确的，从《抗战文艺论集》保留的材料就可以看到，以群在抗战开始写的《关于抗战文艺活动》中认为当时的文艺活动有两项急迫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文艺应该象军队一样有“健全的组织”，他说：“全国的军队必须有统一的编制，统一的指挥，然后才能做到配备恰当，进退有序的地步，文艺作家也同样，必须自身有整齐严密的组织，然后才能有系统，有计划地执行自己的工作。”（4）半个世纪之后，读着这样的文章，我们可以设想，让文学家也象军队一样按照计划执行自己的写作任务，能够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呢？这种主张竟然由处于边缘的知识分子自己提出，更充分地说明着知识分子对自己话语立场的彻底放弃和在民族主义旗帜下的自我迷失。



一些人不仅自己放弃创作自由和精神独立，而且要求他人也统统照此办理，以达到步调一致。有两件事值得在此提及，一是所谓“与抗战无关论”引起的风波；一是所谓“反对作家从政论”导致的批判。其实，梁实秋并非主张文学与抗战无关，他的原话是“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5）结果却引起发了激烈的批判。反对者从根本上否认在抗战中有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好象写作或者发表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就是对抗战的破坏，好多梁实秋成了反对文学服务于抗战的汉奸。沈从文这个自称“乡下人”的作家在这个特殊的岁月却恰恰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他在1939年发表文章《一般与特殊》，对一些作家投笔从政提出批评。因为在他看来，作家从政之后满足于一般宣传，是创作质量下降的原因。他并不反对文学创作为抗战服务，却实在看不起一些文人满足于风云际会，以文化人的身份去获得一官半职而得意洋洋。沈从文的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激烈的批评。由此可见，当时的文坛已经容不得不同的声音。

经过历史的风雨，这些旧账已经越来越清楚。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此积极维护民族主义中心意识的却不是老牌的御用文人，而是刚刚被招安的叛逆。他们接受了国家权威话语，并且用这权威话语要求不愿意完全放弃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立场的作家。这种批判虽然是旧日积怨在起着作用，但总让人想起梁山好汉们一旦有朝廷之势可仗，那威风便今非昔比。昨天自己处于江湖，与异己的争吵也只能是村野的叫骂。今日既然进入庙堂，便可指责一切异己者不忠不孝。

回顾20世纪中国文坛，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无论哪一个阶段，做出贡献的往往是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作家；那些总是活跃在文学运动浪尖上的人虽然以制造风波引人注目，但其作用却往往是建设性极小而破坏性极大。他们往往反叛也激烈，投降也容易，今天是叛逆，明天就成了教训叛逆的打手。他们常常反权威，但只要从权威那里获得认可，就会立即匍匐在地山呼万岁。他们常常领导新潮流，并且用鞭子驱赶不愿追随者，但正是这种行为一次次导致了知识分子话语及其承载的现代性的失落。

二、大众化传唤中的沉没文学既然要全面地服务于抗战，就要首先致力于唤起千百万民众的抗战热情。要唤起民众抗战的热情，就必须适应宣传对象的要求。于是，如何使文艺创作被大众所喜闻乐见成为文学的当务之急。在形式上，要为大众喜闻乐见，就不能不考虑旧形式的利用。因此，如何利用民族旧形式就成了一个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由此引起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是20世纪文学史上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它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建树，但产生的影响是重要的，甚至改变了20世纪文学的发展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在听命于权威话语而服务于抗战的过程中没有完全丧失自身，是由此而来的旧形式的利用和大众化使文学走向了彻底丧失自身的道路。知识分子话语在与权威话语的矛盾和斗争中没有完全失落，但在迁就和迎合民间话语的过程中却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沼泽。

抗战一开始，文坛就响起了大众化的呼声。来自文坛内外的力量都纷纷呼吁文学走向民间，走向大众，实现大众化。我们知道，文艺大众化问题不是抗战开始后才提出来的，而是早在三十年代初期上海的作家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大众化的讨论中，鲁迅曾经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他担心文艺会因此而俯就大众，会成为“大众的帮闲”。抗战开始之后，这个问题重新提出并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必然的。正如茅盾所说：“本来文艺大众化运动应当和国语运动联系起来的。但是目前我们讲大众化，却不能拘泥于这个理论。我们现在十万火急地需要文艺来做发动民众的武器，我们不能等待到大众学会蓝青官话那一天。”（6）“因为在全面抗战的今日，我们的作品如果还是只能达到最少数的知识青年群中，就是文艺这武器尚未充分发挥它的力量！”（7）



为了宣传而要求文艺通俗易懂以便能够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这是必然的，也是无可非议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民族处于危急的关头而文学不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化。也无法想象作家们会完全拒绝以通俗的形式为战争服务。但是，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委员长或者他的宣传部对文艺提出的战时要求，而是一些文人对文学提出的主张。一些人甚至认为：“在抽象的理论上，非大众的抗战文艺是不能存在的。抗战的文艺同时必然是大众的文艺。”（8）“现在，面对着这样紧张的局势，我们应该严重地提出：'大众化'是一切文艺工作的总原则，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必须沿着'大众化'底路线进行，在文艺工作底范围内，应该没有非大众化的文艺工作，更没有反大众化的文艺工作”。（9）

要求文学全面大众化，旧形式的利用产生的后果已经不必细说。民间旧形式的基础上产生不出现代的文学作品，它导致的必然是文学艺术水平的严重退步。这种退步在宣传性的作品中不可避免，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其苛求，但为宣传而粗制滥造却不应该成为艺术的标准。文学应该努力向着高水平发展，不应该放弃对艺术水平和深度的追求。然而，一些很有影响的人物却干脆主张彻底放弃文学的艺术水平要求，彻底放弃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单纯以服务于抗战宣传为标准，甚至直接反对对艺术水平和理论深度的追求。郭沫若在《抗战与文化问题》中说：“抗战所必须的是大众动员，在动员大众上用不着有好高深的理论，用不着有好卓越的艺术——否，理论愈高深，艺术愈卓越，反而愈和大众绝缘，而减弱抗战的动力。”周扬在《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中也说：“我们现在所要求于作家的就是用这种大众化的小型作品敏速地去反映当前息息变化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离开实际，关起门来去创造什么'伟大的作品'.”虽然这时候的郭沫若已经是第三厅的厅长，与权威话语的合流使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