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正如他在1926年穿着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向青年发出做革命文学家的号召一样，本身已经不是知识分子的声音。然而，由于他的身份毕竟不同于张道藩等国民党官员，其消极作用是更明显的。

民族形式的讨论涉及的不仅仅是形式问题。文学要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决不仅仅是形式问题的解决所能够达到的。要实现大众喜闻乐见的目标，就必然要迎合大众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必然导致文学现代性的丧失。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的要求与现代性的目标是格格不入的。原因很简单，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动的，作为一种被动的现代化，其动因不是本土新的文化因素的生长而是外来文化的冲击，而最先接受外来文化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民间大众。所以，现代性主要由知识分子话语承载而不是存在于民间文化之中。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现代性没有在民间大众中扎根生长。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在文化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差别。前者是外来的，后者是本土的；前者是现代的，后者是传统的。五四新文化之所以新，就新在它以西方思想武器反传统，新在它的非本土的现代性质。因此，要求民族化，就不能不意味着对知识分子话语的否定，就不能不意味着对现代性的否定和对传统性的弘扬，也就不能不意味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精神的背离。民族化和大众化是相互联系的，民族化必然导致大众化，大众化也必然带来民族化，两者都可以导致传统的复归，也必然导致五四知识分子话语精神核心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