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即时性、可延滞性、选择标准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商品的符号意义也在很大程度上突显出来。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比例不断加大，使得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这也使得消费具有了更多“享受”与“浪费”的意味。但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消费观念、时尚变迁都变得越发让人难以控制与难以捉摸。 

　　如此一来，整个社会的消费行为与消费观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消费行为方式虽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彻底改头换面，但与新的与生产方式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现代化的消费方式已经开始渐露头角，在消费生活中发生着重要的作用。传统消费行为的模式，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储蓄型家庭理财行为、积累型商品购买行为、自给型家务劳动行为、节约型产品使用行为。［7］显而易见，它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都很低的社会不富裕时期的传统消费观念与习惯的产物。对于这样积淀了数千年的消费习惯与消费方式，消费革命所带来的冲击不仅是迅猛的，而且也是全方位的。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消费观念与追求实用、耐久的计算方式之外，消费有了不同以往的内涵。“中国消费者在更复杂的、相对抽象的标准如产品或服务的美学特征上做出消费选择。他们肯定在无形中对功能性购买的枯燥的现实性与质量取向购买行为的限制中做比较。如果他们正在寻求物品质量，他们也在寻求质量感和与之相伴的商标。买最好的或者最流行的、最时髦的还不够，别人都知道也是很重要的。”［8］也就是说，他们的消费动机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样其消费选择也必然发生一定的相应变化。“中国消费者越来越把他们能够支配的收入花在追求那些情感上、美学上让人满意的产品或服务，而不是那些实用的、可靠的、耐久的产品或服务。”［9］最重要的是，消费观念的变迁对勤俭节约、反对浪费与奢侈的传统观念也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在很多情况下，奢侈成为必需，而“买奢侈品更多是为了地位而不是因为消费者的复杂与品味。”［10］ 

　　在消费革命中，社会消费观念发生了不同时期的演化。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由于“多年来的封闭使消费者成为相对不成熟的购买者。他们相信品牌和名字，花更多的钱买外国货只是因为他们是外国的。”虽然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非理性消费毕竟为数不多，但在当时来说，却多多少少引起了不少的震荡、艳羡与非议。随着市场的不断成熟，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逐渐趋于理性化，在消费行为的背后有了更多的寄托与诉求，“今日的消费者有许多关注的基本方面：环境氛围、效率、健康、地位都是最重要的。”同时，消费观念的改变还表现在对信贷消费的态度上，还在不久前，“信用消费在中国还没有施行开来，消费的购买通常使用他们或者至少是他们的家庭辛苦挣来的现金。”［11］但仅仅数年功夫，利用银行按揭购房、车已经开始在消费生活中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概括而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双轨制”初期的居民消费行为市场化增强主要表现在：居民消费选择权的逐步增强；居民对通过市场配置消费品的机制日趋认同，逐步习惯用市场价格机制来作消费决策和调整消费支出结构；跨时预算消费的逐步增强。九十年代中后期“买方市场”下居民消费行为则呈现出新特征：消费行为的理性化；消费行为主权化；提升生活品质的消费行为趋于明显；出现了居民消费行为与消费倾向的非对称性。［12］ 

　　消费革命使得中国正在由传统社会步入为学者们广泛关注的“消费社会”，消费文化及其所倡导的生活方式的兴起可能会对中国社会当然包括新兴的中产阶级造成一定的影响。所谓消费文化，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消费主义文化’（culture of consumerism），它不同于经济意义上对物品的消耗，而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中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主义的‘需求’（其实就是本雅明等所说的欲望）是被创造出来的，并在无形中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都卷入其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它使人们总是处在一种‘欲购情结’（buying mood）之中，从而无止境地追求高档商品符号所代表的生活方式，这本身又构成了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条件。”［13］有研究资料表明，我国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消费主义倾向，而且这种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色彩的文化已经开始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城乡社会追求西方发达国家代表性的高消费生活方式正在逐步发展成为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对符号象征价值的消费正在成为人们的主要消费选择，甚至超越了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考虑；大众传媒的渗透以及西方国家、城市、高收入群体、知识分子的示范作用推动了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扩散。”［14］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分析，同时又带上了一定的道德评判标准，于是消费不仅在经济上，同时也在道德与价值判断上开始成为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关注的中心。 

　　二、消费转型的意义及其后果 

　　我们无意对这一系列的消费革命所引发的消费变迁做出价值评判，但这一系列的变化却对消费本身乃至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却使得我们应该在历史的变迁中更进一步理解现代消费的多面性。其一，在消费世界中，人由起初的为生存必需所困的简单、低级的消费不断迈向符号消费的过程，展示了在消费活动中人的生理、心理与社会属性的结合，这种演化的逻辑是人由自然人、经济人向社会人不断迈进的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其二，消费的性质与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不仅消费一词不再被定义为“浪费”、“挥霍”，被理解为一种经济损失或一种政治、道德价值上的缺失，而且开始作为一种技术性的、中性的甚至于为社会所首肯的社会发展的一种必要和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符号消费已经不断具有比实物消费更为重要的地位，消费开始不同或者远离那种对物品使用价值的单纯追求，这样物的消费本身具有了一种仪式的意义，“而消费是一场仪式，主要功能是让一系列进行中的事件产生意义”。［15］这样消费的功能也因而发生了变化。至于消费内涵的变化就更为明显，对于物品的消费曾经是消费的全部或者是消费的中心内容，而现在人们的消费在此之外更具有了服务消费的成分。第三，消费从精英消费到大众消费，即从贵族到中产阶级再到大众的转变，投射出时尚兴替与消费的社会驱动力的变化。在这一动力的背后，隐含着社会阶级阶层分化与整合的社会斗争，而在以社会比较与消费竞争为目的的阶层消费中，消费已经由满足人的需要为生存目的变为个人、群体、阶层显示其社会存在的主要表征手段。其四，在这种变化下，消费已经由个人行为演绎成日渐重要的社会行动。也就是说，“消费很明显是但不只是一种个人风格问题。它还是金钱和经济、社会实践和社会分化、政治政策和政治表现的问题。总之，它是消费社会的问题。这一概念本身开始与那些有关权力不平等、个体主义与认同、社会的经济分层、文化的文化实践等问题密切相关”。［16］第五，伴随消费革命变化的，不仅仅是消费本身，还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也就是说，消费革命引发的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使得消费具有了更为普遍的社会意义和价值。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消费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链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消费是所有生产的惟一目的和归宿”。事实上，消费在各种形式上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