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下它则成为权钱交易、堕落腐败的根源。公共权力的占有者在国家经济、社会事务中舞弊以牟利，主要是由于占据和垄断了稀有资源的分配权，同时他们的社会关系原点地位又促成了小集团关系网络的形成，如此以来社会被分割成众多的集团圈，而在社会的整体层面上由于集团间的倾扎而表现出一盘散沙。中国社会之“官官相卫”、结党拉派、区域分离、行业分割等弊端皆由此来。官场社会如此，民间社会亦然。国人好讲情面、漠视规则而两肋插刀都是关系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这种氛围又蔓延、加固和助长了关系主义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关系主义的原因和后果都出于一宗。

    行政主义是宗法本位的腹子。在宗法的阴影下国人由追求血缘的同一转为社会治理中的家长制，由追求社会地位的荣耀转为现代社会的官文化和官本位。官位等级不同，官人占据的资源、施令的分量及享用的待遇相异，官位所体现出来的荣耀和利益使之成为国人追逐的焦点。特别是1949年革命成功之后，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国家按照行政权力在身份和单位的基础上赋予官人和几乎所有的单位以一定的行政级别，按照这种行政级别将不等量的社会资源和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分配至不同级别的个人和单位，使社会资源和它的实际使用者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至于那些官人则因这种行政级别的唯一性更直接成为其社会地位的标志。在此行政权力泛化为社会权力，换言之，行政权力取代了其他形式的社会权力。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官吏沉冗、公共权力部门改革难以深入的内在根源。

    单位主义是单位制的理论基础，它源自宗法本位和仪礼本位的交相作用，它首先表现为单位制。有人认为，单位制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战争时期形成的严密的组织体系，发端于“根据地”的供给制使财产所有权的公有基础被确立了，个人不存在经济的独立性，物资生活依赖于被称为公家的集体，这种做法逐渐转变为建国后的单位制15。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我们姑且不论，但单位制的社会意义是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主要通过单位组织来实现。一个人一旦离开了这样的单位组织，也就丧失了过去由单位组织所赋予他的各种资源和各种国家权力。因此个人离不开单位组织，而单位组织又紧紧依附于国家。单位主义是单位制长期施行的理论升华，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家庭性、集团性、宗派性和依赖性。在社会层面上它又表现为圈中人的团结和大社会的松散，与行政主义互为犄角。

    身份主义与单位主义、行政主义一脉相承，是土地本位原型特质在现今社会的变异继承。在土地本位的作用下国人从依赖土地、迷恋土地发展为血缘统治和家长制，后又进一步发展为对权威的认可和推崇，在社会结构上就是身份制。1949年后中国社会不仅没有打破身份制，反而通过城乡户口的分离、干部与平民的差异政策强化了身份制。在身份制度下不同身份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占有不同量的社会资源，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力。改革之前，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是人们社会地位最主要的外显特征，成为表现人们社会地位差别的基本模式关系，但在改革后特别是市场经济下身份的涵义发生了某些变异，权力只是一种重要的参照，财富和声望也成为参照系数。这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有紧密关系16。身份制导致身份主义，表现为对等级秩序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