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要检讨现在大学的课程设置。大学与高等专业学校不同，强调综合、广博、人文教育，培养和谐发展的人才。各大学可以有不同的办学理念与目标，但其共性的内容是：促使人类、族类文明与文化的传承、积累、扬弃与发展；培植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引导社会良性健康发展；培育具有反思性、批判性的公众知识分子与健全的国民。过于功利性、实用性、工具性的目标设计、课程设置与评价标准是十分有害的，需要从长时效的视域来反省我们的大学教育。目前大学的管理机制和评价体系有很多问题。提倡读经典，让大学生学会品鉴、欣赏中外高雅的精神产品。要改变师生之间隔绝与疏远的现状。

关键词： 大学教育、理念、目标、经典导读、师生恳谈

一、从课程设置说起

自1952年按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分科式的专门教育，培养的理想范式是专业技术人才。即使是全国综合性大学，其内部也严重分割，缺乏科际之间的互动与整合。今天，我国综合性大学本科生的课程设置已有了不少改进，例如增设了跨学科的公共选修课，让各院系学生交叉互选，每一位学生至少要有10学分的公共选修课程。此外，不少院系把“大学语文”列为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1]但总的说来，本科教育基本上仍按公共基础课（必修）、专业基础课（分必修或选修）、专业课（分必修与选修）三大块设置，这仍然是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而不是通才的培养模式。其中，师生意见最大的：一是公共基础课中，政治理论课6－7门，比例过大，且教学效果甚微；二是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设置过于狭窄。一些政治理论课的内容，脱离人类文明的精神资源与现代社会人生之实际，没有达到养育学生健全的人格、志向、情操、公民意识、处世能力的目的；而过于狭窄的、太强调实用性的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使学生在知识面、智力与方法论上，均难以面对现代多元文化和学科的综合发展。其实，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越强调实用性的课程，到头来越设有实用性。有一些专业课其实是不必设的，学生们可以无师自通。我以为，大学教育要放宽胸量，着眼于长远的未来，克服实用主义的偏向。大学教育、课程设置要有弹性，不能太死板。

现在我们注意到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技术学科的学生，文、史、哲、艺、宗教、语言等人文学科学生，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学生在知识上的互补，人文与科学的交叉，特别是人文教育或素质教育的提倡与重视，已卓有成效。从人性的养成来看，不论学什么专业的学生都需要人文的陶冶与性情的养育，都需要接受人文的教化。学习人文学，主要不是学知识，而是学智慧，是体验、丰富、提升人生的内涵与境界。但人文学工作者拿什么来满足大学生的人文需求呢，在他们最珍贵的大学生涯中，我们提供什么最有价值、最值得学习的东西呢？

目前我们课程设置上反映出的另一方面问题是，四类课程（公共基础、专业基础、专业、公选）多为概论课，即二级或三级学科的某某学或某某学概论、通论、原理、通史、断代史等。在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各院系的课程设置中，极少有导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为内容的课程，这是中西方文科专业类、通识类课程设置上的最大的区别。国外名校文科的课程设置，多以历史上流传久远的名家、名著、经典为教学内容，通过师生反复研读，反刍其原创性的内涵。[2]而国内素质教育课程（或称通识教育课程或公共选修课程），乃至文科基础、专业课程仍流于一般概论原理或通专史，包罗万象，面面俱到，或貌似严整实为拼凑的体系。有人认为，读经典，读几部书，知识面不是更狭窄了吗？修若干门概论，知识面不是更宽一些吗？这种认识是有毛病的。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里指出，精神文化的繁荣与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不成比例的，希腊史诗、哲学、艺术和莎士比亚，仍然能够给我们以精神的享受，“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3]文明史上的经典是高不可攀、不可替代的。例如荷马史诗与《诗经》《楚辞》等，尽管其中不免有历史的局限，但今天人们浸润其中，仍然能吸收丰富的营养。指导同学们直接读文明史上具有原创性的经典，与思想、文化、艺术、哲学大师作心灵沟通与思想对话，所获得的精神上的满足是全面深厚的而不是片面浮浅的。他们可以从中学会如何品鉴、欣赏、享受高雅的精神产品，学会读书的方法，求取新知，丰富自己，拓展兴趣爱好，进而陶冶人格与人性，使之深化而完美。读经典、诠释经典，是创造式的，对话式的，身心交融的，而读概论则是被动的，是把老师嚼过的馍再喂给学生，硬灌给学生。当然，我并不一般反对概论、通专史体系的教材与教学，这可以提要钩玄，方便初学的学生把握一些基本知识，但如果所有的课程都这样，那就有问题了。至少应有一部分课程是原典教学。实际上，我们可以尝试针对不同科系、不同层次的学生，用不同的中西文版本，导读不同或同一经典。台湾通识教育的推动者和研究专家黄俊杰教授分析了西方、日本对大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不同模式，特别评析了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古今的经典（包括古希腊、中世纪、近现代的大师名著，也包括东方的经典，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作为课程教育的中心的经验，很有价值。“近百年来美国的经验显示，以经典作为通识核心课程，是传承文化价值的有效方法……应该成为知性与理性迈向成熟的大学生所共享。”[4]目前，我们的通识课、公选课太泛太滥，应逐步形成以代表历史文化精华的中外经典为主要内容和教材的核心课程，其中一部分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学会尊重、理解我们的民族、历史、文化及其精神价值。



我个人1998年在武汉大学教育思想大讨论中发表了《理念 特色 经典导读》[5]一文，以哈佛大学通识教育中的核心课程，以及专业课程为例，指出本科生、研究生教学、教材中应逐步改变概论加通专史的结构，突出经典导读。我院近年来创办的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国学试验班的课程设置，以古今中西大传统中的最著名的十多种经典为主要课程，让学生直接读具有典范意义的原著原典，在文科教学方面突破了近五十年的新传统。

二、大学的定位：功利性与实用性之反省

课程设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育理念与目标。当前讨论现代大学教育理念与目标问题，我想主要是针对太过功利性、实用性或为技术而技术的目标设计的。大学教育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口号当然是对的，但又是不全面的，因为这种服务不是直接的，或者说不完全是直接的。它通过培养一代又一代具有良好教养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来服务于国家、民族、人类的长远的利益。适当的功利的要求，例如对大学提出促进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的要求，并不过分，但把教育当作“产业”来办，肯定是有问题的。把教育与浅近直截的政治或经济目的直接挂钩，已经使我国高等教育付出了不少代价，浪费了不少本来就不丰厚的教育资源。

为德国教育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哲学家费希特指出，教育首先是培养人，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不是首先去传授知识与技术，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归纳力、理解力，以便他们在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个民族！“德国教育之父”洪堡认为：“科学首先有它的自我目的，至于它的实用性，其重要意义那也仅仅只是第二位的。当然，对真理进行的这种目标自由式的探求，恰恰能导致可能是最重要的实用性知识，并能服务于社会。”[6]在费希特、洪堡看来，实用性，服务现实，只是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结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