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副产品，不是出发点，也不是目的，不占第一位。

大学教育不是向学生灌输现存既定的知识。洪堡特别强调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反思性”问题，指出必须培养学生对真理与知识永无止境的探求、创造性与不断反思的精神。他认为：“科学是一个整体，每个专业和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生活现实的反思，对世界的反思，对人的行为准则的反思。”“科学是与高等学校联系在一起的。唯有通过对学术的研究，与科学的交道，对整体世界的反思，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大学生要学的不是材料本身，而是对材料的理解。唯有这样，他们才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和个性，然后他们才能达到自由、技艺、力量的境界。”洪堡还指出：“高校的生存条件是孤寂与自由。这就是‘坐冷板凳’和学术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科学的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7]

据德国现代化研究专家李工真教授研究，普鲁士至德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成为世界现代高等教育的典范之一，乃在于他们自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传统：第一，大学的教师与学生，首先要摆脱对出身的依赖和对工商职业利益的兴趣，大学要与“社会实际政治与经济利益”保持距离，使大学、教授、学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使之成为国家与社会上的一支校正力量，校正那些不能把社会引向健康的东西，哪怕是形成为强势或话语霸权的力量。第二，大学是研究者的共同体。不断研究不为人知的东西，发现新规律，不断向真理接近，积极、永恒参与学术探讨，以及研究的独立性、独创性，是大学教授们的最高的道德义务和原则。国家、大学必须有一套竞争、淘汰机制，保证、激发青年学者献身于科学研究，向已形成的舆论和权威挑战，冒着与他人在学术上冲突的危险，扫除门户之见，克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取得学术上的真正的突破与创新。第三，大学一定是综合性的大学，它不同于地区性的学校，不同于专业高等学校，不同于工科、实用学科的专业化分工的学院，更不是职业训练所。因为大学强调综合、广博，提供最高的教育，强调人文教养、人文底蕴、人文积累与科学自由精神，不允许定位于仅仅是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大学生有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自主性和充分的学习自由。大学实行的主要是讨论课（Seminar）教学法。大学生可以独立进行研究，自由进入图书馆，进行同学结伴式的自由讨论。青年人要离开大学时，应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只是作为一位专家，或仅仅受过专业知识训练的人。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则需要培养全面的自我辨别力，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8]



由上可知，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创造精神，与社会热点潮流，与商业化的大众文化保持距离和培养人才的全面性、反思性、和谐发展，是大学与大学教育的灵魂。这与把大学教育功利化、实用化、技术化、短时效化和人才培养目标上的单一性、工具性、职业化、无批判性的见解是格格不入的。用极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思维考察大学与大学的科研、教学与学科建没，在收益成效上，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都要求短、平、快，立竿见影，立等可取，这种短视的观点、短期的行为，是十分有害的。目前的大学管理部门缺乏中国智慧，不懂有为与无为的关系，缺乏弹性。他们真是去“管”教授，而且“管”得细密琐碎，根本上是以不信任教授为前提的。对大学教育及教师的许多评价指标、量化标准或考核体系暴露出诸多问题，重量不重质，完全丧失了学术品鉴的能力，如以刊物的所谓级别判定论文的水平等，一味强调形式、噱头、花架子。庞大的教育机构出台的很多做法，特别是评价体系的导向，不讲学养，不要积累，鼓励出很多无用的垃圾或泡沫，无异于逼良为娼，杀鸡取卵，这很可能断送大学教育的前途。这还不仅仅指大学教师人怨沸腾的、扰民的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例如卷帙浩繁、名目繁多的报表，无休无止、鼓励钻营的申报、评奖、评估、检查、答辩，及其所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严重浪费的问题；也还不仅仅是用工科思维、工程方法去评价人文学术或社会科学，在尺度上、参考系上根本无视学科特点的问题；也还不仅仅是目前官僚化的评价机构、评价指标与体系本身，即成为学术腐败的真正渊薮的问题。事实上，它事关大学的理念与目标。

三、大学教育的理念与目标：传承文明、造就健全的国民、培植社会资本

各大学可以有不同的办学理念与目标，但其共性的内容有如下三方面：

首先，大学当然要为社会服务，但不能只定位于为现实服务。大学担负着文化传承与文化积累的责任。大学的目标首先是人类与族类文明的传承，即在同情理解前现代文明的基础上，把人类各地域、各族群的，包括本土本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宗教、伦理、道德、艺术、哲学、经济、社会、政治、科学、技术等文化资源，通过重新翻译、理解、诠释、交流、沟通、融合，批判地继承与创造地转化，代代相传。通过深入研究与教育，促使人类、族类文明与文化的传承、扬弃与发展，是大学的使命。全球化决不意味着本土文化资源的消解，恰恰相反，全球化恰恰要求我们发掘本土知识的普遍价值。

其次，大学担负着培植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重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的目标还在于培养出大批有个性，有创造精神，有判断力与道德人格，有不断学习、终身受教育与自我完善之能力的个体，他们同时是能自由发展并具有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能力的公众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应当成为社会的良知。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论将来从事何种职业，不论在日后的社会实践、专业实践上积累多少经验与本领，他一定要有相当的人文素养，具有社会参与的热情与能力，有理性的批评的态度，且有世界性、人类性的关怀。这也就是我国古人所说的“民胞物与”的境界。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指出：“知识分子必须要有专业知识，不论是学术、企业、媒体或政治，都需要专长……但除了专业本领以外，一定要有相当深厚的人文关怀，才配作知识分子……自然科学家也可以培养深厚的人文关怀。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文学领域里的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和宗教，都是人类自我反思的学问，既是个体又是群体的自我反思。”“能不能为大学生的自由发展、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提供条件、创造环境，是评断大学素质的重要标准。培养批判精神，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批判，也是大学的目标。”[9]富有人文关怀的健全的公众知识分子，可以从广阔的视野考虑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道德、伦理（例如科技伦理、生态伦理、全球伦理）及社会心理等问题，针砭时弊，提升社会理想，指导社会良性地健康地发展。



再次，作为大学教育目标之一的社会服务，是通过对人类与民族文化的积累与传承，通过对具有自由人格，有理想有教养，具有自我完善、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能力，自尊且尊重别人，敬业乐群又尊重自然的人，我们称之为“健全的国民”的培养来实现的。现在有一句时髦的话叫“效率优先”，但办教育不能要求有太快的效益与回报。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对人类的服务，需要从长时效的视角来观察，不能理解得太直接、太狭隘。从直线性的“投入”与“产出”的观点来看待大学教育的“投入”与“产出”，是有毛病的。大学“产出”的不是器物，不是工具，而是活生生的“人”，是具有全面发展潜能的健全的国民。

台湾社会学家杨国枢教授指出：“大学教育必须同时达成五大类目标：（1）培养大学生对自己内在身心特质的了解；（2）培养大学生求取新知的方法与能力；（3）培养大学生适应个人生活所需要之较高品质的能力、情操及行为；（4）培养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