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对权威的认可及追逐，于社会意义而言，又表现为媚上欺下以及两面性等。

    诚然，任何一种社会原型特质都不可能单独演化为另一种单独的社会特质，在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中他们相互作用、互为交织共同促成和规约了社会特质的变化。我的分析也只是在历史的时空跨越中以“理想类型”的方式对中国社会的特质做的一个粗略概括，对社会原型特质及转型的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化。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有关龙山文化的详细资料，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请参阅《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根据学者们的看法，新石器时代中国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区、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区、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的诸文化区各为一人种聚居群。结合古史传说材料，新石器诸部落大致可分为仰韶文化区的华夏集团、大汶口文化区的东夷集团和南方诸文化区的苗蛮集团。
    2 参见许顺湛著《中原远古文化》第182-21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书中具体描述了文化一体局面的形成历程。
    3 参见林语堂著《中国人》第54-82页，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4 有关宗法制度的分析可以参见宋宝安、赵定东《乡村治理：宗族组织与国家权力互动关系的历史考察》一文，载于《长白学刊》2003年第3期。
    5 有关土地制度对中国社会自性的影响请参见袁林著《西周土地制度新论》，东北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书中对我国原初社会形态时期的土地制度进行了详尽的梳理。该书认为，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是私有与公有并存的状况，即“田”为统治者所有，而“井”则为自耕农自我控制和调节。春秋战国时期的授田制首先将控制单位局限于“家”，秦以后“名田制”则直接导致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
    6 参阅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6-71页。书中是在对比中国与穆斯林世界时作出的评判和分析。他认为，中国文明连续不断的内因是其内聚性，而促成这种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是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还有一条重要因素是中国有一个独揽大权的皇帝、一个井然有序的有效的官僚机构、军用弛道网和北方的长城。
    7 家长制释意的历史变迁可以参阅王玉波著《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39页。
    8 对此余英时先生曾在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一文中有独到的阐述，请参阅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4页。
    9 见梁培宽、杨雅彬：“梁漱溟”，载《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144页。也可参考其《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0 孙本文《我国民族的特性与其他民族的比较》，见庄则宣、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
    11 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12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转自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7-79页。
    13 转自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111页。本文作者进行了相应的综合。
    14 关系主义的分析范式始于西方社会学界20世纪70年代的网络理论研究。根据有关学者的考据，社会网络的研究产生于英国人类学家布朗20世纪50年代“社会网”概念的提出，但英国的结构功能主义是用网络描述社会结构，网络在这里只是一个隐喻。而深受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影响的美国社会学界在英国人类学家著作的传播下，也兴起了网络分析的热潮，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网络分析的国际网络得以形成，网络分析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学界社会网络分析体现二个不同的方向，一种是以林顿、弗里曼等人为代表，他们采用社会计量学的传统进行社会心理学的群体研究；另一种是以怀特、格兰诺维特和美籍华人林南、边燕杰等人为代表，他们的研究属于结构主义社会学的范畴，以网络作为社会结构来看待社会网络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港台学者继承了这种分析范式，并在20世纪80年代后导致了中国大陆社会学界的研究取向，关系主义成为网络分析的关键词。
    15 参阅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对中国单位制的研究，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有系列的成果问世，至今经久不衰。现有的研究，呈现出两种视角及取向，即一是宏观制度的研究视角，一是强调组织内关系和行动的新制度视角，宏观制度结构的视角是指将单位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通过单位透视社会资源分配、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体制，单位构成了这种制度结构的“浓缩点”。李路路认为，这一研究视角，在一定意义上与新制度主义经济等等对特定制度的强调相关联即强调单位在资源分配、控制和整合体系中的意义和作用。此视角研究的代表人物有路风、刘建军、李汉林等。强调组织内的关系和行动的新制度主义视角认为，第一种视角对于单位的内部机制和单位体制的各种制度安排的意外后果分析不够，忽视了普通行动者如何在单位这一特殊组织的各种约束条件下有策略的行动，从而产生制度和组织中独特的行动结构，反过来，对制度和组织的各种权力关系和制度安排产生巨大影响，在他们看来，关注单位内的行动结构对整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影响，不仅仅是一种研究重点的转变，而且涉及到一个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依据李路路的理解，这种研究基本接受了制度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观点，把单位组织视为在分配体制下的制度化组织，中国再分配体制可以称之为“德治性再分配体制”。参阅 刘建军，《单位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李汉林，《中国单位现象与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5期； 李路路，《论“单位”研究》，《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等文。
    16 有关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请参阅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还可参阅袁方等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