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的奴役性及其解放方法》中指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的价值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典的汉字，必然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利益阶级。不管哪个国家，如果诵读和书写的能力只限于知识阶级（literary laste）的时候，那么，这个阶级的人们就必然获得政权，而且永远掌握着它。这个阶级的人们就是不去组织政府，也会比一般人要高明些，因此他们便牺牲了那些无知而且无告的群众，却取得一切政治上的地位，享受一切特殊利益。”胡适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现代国语的发生的历史性关联中得到启示，通过言文合一的现代语文运动去创造一个同质性的现代民族国家—国民的国家。林纾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说：“至白话一兴，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之以白话。”章士钊在《评新文化运动》中说：“今为适之之学者……以为今人之言，有其独立自存之领域，而其所谓领域，又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以致酿成今日的底他它吗么呢吧咧之文变。”其实，林纾和章士钊意识到这并不仅仅是一场“文变”，而是透过语言的媒介最终扩散为一种社会效应。胡适期待创造一个“白话的王国”，同时也是期待创造一个以自由、平等为特征的现代“民国”。
    1915年黄远庸在致《甲寅》编者章士钊的信中提出文学“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的看法，被胡适看作是“文学革命的预言”。 1916年，胡适在《留学日记》中也提出：“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7月13日）1917年，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里提出的“国民文学”、“社会文学”等口号。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指出中国旧文学的局限:“今日的平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这些观念都体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市民革命的民主性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适死心踏地做了国民党的“过河卒子”，可是国民党却不接受他采用白话文的主张,而被他视为敌人的中共却不仅采用白话文，而且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和文化的历史脉络上。
    胡适和梁启超都是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和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承上启下的人物，但是由于现代中国充满危机和“重心已失”，所以他们本身也失去了均衡的智慧，在慌不择路中加剧了道术的分裂。胡和梁的鲜明特点就是对于“过渡时代”的清醒体认的“与时俱进”的特点。其结果就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抵抗力，而与时代一起婉转浮沉。这是梁、胡相当于而又略逊于16世纪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样的时代转向性标志的人物的地方。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在他对“方法”的强调中，都显示了胡适思想的匆忙性和方便性。而对杜威的实用主义的依靠和对科学主义的崇拜也进一步提示了这种限制。胡适把实验主义哲学归结为“经验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换成今天自由主义的话，就是“利益最大化”。这确是实用主义哲学的精髓。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中宣称：“吾宁忍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良有以也。胡适正如他的名字所标示的，顺应西洋海盗文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充满了与时俱进的“乐观”（“乐观”是胡适常用来表现他的思想状态的一个词），缺少必要的沉痛和伦理意识。这种对于生存技术的迷信使他们不仅在认识和判断上不够沉着，不能“识大体”，而且也造成了对于人的存在的贬低，从而忘失了“人之所以为人之道”。韦政通在《胡适思想纲要》中曾经批评胡适说：“代表美式思想的杜威哲学，所给予胡适的限制，不但使他与西方的传统思想隔离，即是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超知识部分，也缺乏亲和之感和深度的认识，因此在他一生的学术生命中，根本洋溢不起中西两大传统结合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