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钊（1881~1973）是非常特殊的人物。知识阶层中年纪稍大的，大约都知道毛泽东与他的关系非同一般。文革前夕，毛要谈，以资调剂。另发行一种纸币，流通本村，则一村之人都可无衣食之虞。由此"下的自然经济；又把国会、政党弃如敝屣，看成与国情格格不入的祸害。这等于把公民自由的基本条件和保障体系摧垮了。他念念不忘的人身保护令制度，只能落得画饼充饥的下场。因此，这一时期他对自由的关注，是浮悬在其"农国论"上的外在因素。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从理论层面看，这是一个反现代的构思。
　　尽管可能与章士钊的初衷完全相反，其结果却只能是一条回归专制走向奴役之路。要在这里寻找"现代性"，实在是南辕北辙。
　　看看梁漱溟的主张，问题更加清楚。两人同中有异。突出的一点是：与一贯强调和主张坚决维护个人自由的章士钊不同，梁漱溟认为应该继承限制个人自由的传统。他说：在中国，"个人来主张他自己的自由是不行的！……如果就像西方人这个样子，单从自己来说话，自己主张自由的这种态度不变，则与中国固有精神冲突；因中国人是不许自己来说话的。""自由是团体给的，所以可以商量，可多可少，不是一个固定的疆界。还有一个意思：不但自由给多给少是可以商酌，并且必须是从为个人向上创造之意才给他自由，让他得发挥他的长处。"95
　　两人的又一重大差别是梁漱溟否定法治，他要建立的是政教合一的人治。
　　人们看到的依然是一股反现代性思潮。用梁漱溟自己的话来说是："使自来谋国者果其审于自知也，则不求为近代国家。我之于近代国家不必求，不可求，不能求。所谓不必求者，吾民族自救之道非必在是也。所谓不可求者，是非吾民族精神之所许也。夫我之弱则诚然矣，然弱必误？是有吾民族精神寓存焉……弱在吾民族固有之精神，是则宜世宝之，且将以易天下焉。"96"我们一向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大错误，就在想要中国亦成功一个’近代国家’，很像样的站立在现今的世界上。"97有的学者喜欢引用梁氏《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某些话来证明他并不排拒西方现代文化。其实，村治时期的梁漱溟已明确地抛弃了那些观点："我在民国十年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那时模糊肯定中国民族尽有他的前途，在政治和社会的改造上，物质的增进上，大致要和西洋近代或其未来模样；便是原书所谓’对西洋文化全盘承受’的一句话了……十一年以后，方渐渐对于一向顺受无阻的西洋政治理路怀疑起来……我所疑在其根本……我疑心中国人之与近代政治制度怕是两个永远不会相联属的东西！"98
　　这与他们在某一时期显示反对专制者的特立独行并不矛盾。
　　章士钊有两件事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1932年10月16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章士钊出任义务辩护律师。他向法庭讲解现代政法常识："起诉书所引罪名，一则曰叛国，再则危害民国。窃思国家作何解释，应为法院之所熟知。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遽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不问对于政府及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举为政治经程中必要之途。临之于刑，惟内崇阴谋，外肆虐政，一夫半开化之国为然。以示法制，断无此象。"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凡以合法之方法更易政府，即无触犯刑章之虞"99。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有所反驳，他亦详加驳斥，显示了反抗暴政的胆识。
　　35年后，1967年3月间，文化大革命正以刘少奇为主要目标。他敢于致函刘少奇指斥那些攻击刘氏的所谓"十大罪状"等等，是"黑白骤尔变色"，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斯殆别有用心"！100
　　这些都应博得人们应有的尊敬。不过，这些已是启蒙者的余威，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且已江河日下了。要是说在陈案中尚以现代法理为理据，直斥统治者愚昧和"半开化"，后者则止于委曲求全，要刘氏"亲诣润公（毛）之门，长跽谢罪"！101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已与他所提倡的农国论无关，是评论全人的资料，却不足据以判断特定时期的思潮性质。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随着日寇侵占山东，韩复渠被蒋介石治罪枪决，终于烟消云散。但他坚持理论观点基本不变，敢于先后反抗蒋和毛的专制，比后期章士钊高出一筹。这是他的儒家风骨与现代民主意识结合的产物。青年梁漱溟曾深受西方现代思想熏陶，尽管后来他标榜民族性，到底与腐儒有别。不过，这也不足于改变其独特理论的性质。 　　总之，历史人物的全貌与他在某一时期提倡的特定思想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差别。
　　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纵观章士钊一生，旁及梁漱溟等人，大体上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们在思想史上值得肯定的建树，大都来自现代西方主流思想的介绍和坚持；执意回归传统，往往误入歧途。窃以为这个结论听起来不那么恰意，甚至可能有点伤害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却是难以抹杀的事实。 　　随之而来有两个已老掉牙的问题应该再回答：
　　1． 是不是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化不相容。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很有限度。笔者曾以以儒学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在这两个世纪，儒学亦有其不容抹煞的历史性建树。主要有四：
　　第一，为外来先进文化的进入开路。’礼失求诸野’、’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等儒学固有观点成了西方现代文化进入中国的初依据。而"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思维习惯更成了突破儒学僵化外壳的内在力量。
　　第二，为各领域的变革和制度创新提供合法化的理论依据。
　　人们注意到进化论在19、20世纪之交的巨大影响。但不应忘记，在儒学是文化主流的中国社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思想更是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各项变革的主要理据。晚清最成功的改革是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极其深远的是法律和司法制度改革。’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讲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沈家本等学兼中西的大臣正是以这些’根本经义’，击破反对者的借口而实现这一重大改革的。"102
　　此外，有些中国传统文化有其永恒的魅力。唐诗、宋词、中国画……已经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瑰宝；中医药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此等等。
　　问题是一些中国思想家企求有更高的作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指导思想，修改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从康有为、章太炎、杜亚泉等人，包括章士钊、梁漱溟的以农立国或乡村建设论，到后来的新儒家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这样的探索为多元文化增景添异，不无好处。但迄今仍是有待证实的假设，是尚未实现的探索，而且迄今还看不到成功的前景。
　　2．为什么近代中国许多思想家往往都由提倡学西方转向主张回归传统？ 

窃以为这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
　　第一， 缺乏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观察力。
　　20世纪有几个影响世界全局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苏联的出现及其计划经济貌似成功。这些事件提供的信息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资本主义制度出了大漏子。
　　以章士钊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
　　主要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其思想的巨大震撼。死伤如此惨重，战后又一片萧条，任何思想家面对这样的历史现象都不能不驻足深思，努力找出原因和对策。1922年到欧洲，目睹尚未平复的战争创伤，耳聆对现行制度的强烈抗议，他的思想完成了又一次重大转折。 　　他从欧战疑及资本主义。他说："至于以工业立国者，则事事皆积极进行，故恒至生产过剩，竞争市场，推广殖民地，因此血战，前后相继。"103与此同时，他断言："盖文化者，与国民生活状况息息相关者也。一国生活状况枯涩纾促之度如何，即可以卜其文化高下真伪之度如何。知欧洲之情事者，可断言其资本之制不变，文化决无可讲。"104欧战和战后的凄惨，从根本上动摇了章氏对资本主义的信心。这样的制度非变不可，而且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