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文化 分析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甘肃靖远人，1964年10月出生，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理学、经济学双学士学位，现为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曾先后公开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5本，并获得过10多项科研奖励。
什么是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所指中国文化，主要是指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表现出具有一定稳定性和主导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在现实层面，主要表现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并融合其他文化的一种文化存在。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的深层意识里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及精神状态，就是这种文化的具体表现。
中国文化有些什么特点？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下面谈谈本人的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从一般的价值导向看，中国文化体现了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具体主要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有等级，无平等。无论是在家族层面，还是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中国文化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家族的等级性立足于血缘。而社会和国家的等级性是家族等级性的进一步推演。等级性的实质是不同等级的人具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权，尤其是具有不同的剩余分配权。一般而言，等级越高，其所具有的分配权就越大，其享受的待遇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平等，只能是同一等级内部的平等，并没有全社会的平等。所以，有等级就必然无平等。因为平等应当是一个整体范畴，而不是一个局部范畴。
二、有强势，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无弱势。中国文化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这也是文化等级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具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是绝对不行的。有的同志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人本的特点，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准确的说法。民本与人本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人本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范畴，而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只是民本范畴。民本的目的为了强者，是最终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人本的最终目的是所有人。所以，民本只是一个局部范畴。当然，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非常明显的，但这种现实主义导致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而非人本；因为这种以人为中心只是以少数人为中心，只是以强者为中心，而非以所有人为中心。
三、有传统，无创新。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顽固特点。由于缺乏创新，所以中国文化实质是一种静止的文化，或是一种循环的文化。虽然有局部的变革，但充其量只能算是枝叶的修剪或是对整体的一种修饰。其修饰的结果往往表现为对原有本质的进一步深化，而不是实质的变化。这里中国文化没有创新根本原因不在自身。任何文化本身都是极具创新力的。中国文化缺乏创新，根本原因是外在力量的压抑，尤其是强势利益集团的压抑。创新意味着改变，意味着对传统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所以，创新总会遭到原有利益集团的抵制和摧残。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均衡的社会结构造成的格局是：强势太强，弱势太弱。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创新除非对强势有利，否则，创新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四、有人治，无法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本质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反映在文化上，必然是一种人治文化。反过来，人治文化又促生和巩固了人治社会。德治是人治的必然要求。要实现人治的有效性，道德自律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周公在总结商殷灭亡的教训时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儒家认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里修身是起点，中经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另外，统治者也是历来喜欢人治，而不喜欢法治的。因为人治为统治者提供了极大地掠夺空间，而法治则不能，因为法治对统治者也是一种约束。所以，专制制度与人治文化是相伴而生的。人治文化是专制制度的寄生物，专制制度是人治文化的进一步推演。
五、有礼节，无理性。中国文化在“礼”方面的表现是相当丰富的。中国人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纳入“礼”的范畴。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在中国古代，各朝都设有专门管理礼制的官职。在周代，礼制的管理属于宗伯，后世逐渐演变，就成了礼部。“礼”的实质是“利”。“礼”是形式和手段，“利”是内容和目的。在中国，“礼”体现的本质是不平等，是封建等级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成了统治阶级维护特权利益的提防。所以，中国的“礼”是一种不合“理”的“礼”。这种“礼”只会加剧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断造成社会的动荡，其结果是既失去了“礼”，也失去了“理”。所以，“礼”必须建立在“理”的基础上；否则，只会产生局部均衡，不会产生整体均衡，只会产生短期效益，不会产生长期效益。所以，礼仪之邦不等同于理性之邦。从长远来看，理性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条件。一个国家要实现持久发展，不仅需要“礼”，更需要“理”。
在现实层面，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一、权威主义。权威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物质上的贫穷和落后；二是精神世界的不确定性。由于落后和不确定性，人们必然就有追求和向往。而权威是与追求和向往相伴而生的。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落后与愚昧是一对孪生子，所以，中国具有产生权威主义的肥沃土壤。对个人来说，权威主义表现出两极的特性。一方面，个人需要和崇拜权威；另一方面，自己也梦想有朝一日成为权威。在中国，权威主义意识经过几千年时间的不断强化，已进入到国民的深层意识结构中，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深远和巨大的。
二、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一般原因是：经济人假设、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等。但在中国，机会主义的诱因除了以上因素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首先，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博弈不同于工业社会由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容易诱发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其次，封建专制体制所体现的人治传统是催生机会主义的天然政治温床。再次，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是产生机会主义的文化乐园。正因为有如此雄厚的现实基础，所以中国机会主义的泛滥也就是一种必然。
三、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由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原生平均主义，这是人类所共有的，它不因民族、国家、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差别而有所差别，体现的是一种普遍性。由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派生平均主义，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