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血缘主义。血缘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血缘主义体现的是一种以基因为准则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远近是与所含相同基因的多寡成正比例的。血缘主义的原则可以泛化到血缘圈子以外，如朋友之间的称兄道弟实质就是血缘关系的泛化。血缘主义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组织均衡，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血缘主义不利于社会化大分工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的法治化建设，不利于社会的平等化建设，最终，不利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在中国，血缘主义可谓根深叶茂，所以破解血缘主义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五、功利主义。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功利主义是一个普遍范畴，中国也不例外。但在中国，功利主义表现得更为现实和具体，中国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更为现实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是与农业文明紧密相关的。中国现实功利主义的主要表现是：重经验，轻理论；重短期，轻长期；重局部，轻整体；重特殊，轻一般；重人情，轻法律；重迷信，轻自信。这种更重现实的功利主义很容易导致社会发展的“囚徒困境”。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功利主义，但功利主义必须要有理性的约束；否则，功利主义只会导致功利主义的异化。
在宏观的社会效果方面，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一、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中国文化是一种富于弹性和随意性及人治特征的文化。文化的灵魂是价值，是规则。文化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凝聚、导向、整合和规范的功能。而规则本身又是人们谋利的一种手段。在强者和弱者共同参与的博弈中，如果规则不具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则博弈结果未必一定有利于强者。但在规则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的情况下，博弈结果会多数有利于强者。主要原因是：规则的弹性和随意性导致了规则有效性的降低，这时，博弈双方的结局主要取决于二者的个人实力，而不是其他因素；另外，由于规则的生成和运用本身具有强势主导的倾向，所以，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规则会体现一种为强势服务的工具倾向。所以，只有刚性的规则，才能为社会合理性提供一定的前提条件。反之，若规则随意性大，则其实际所体现的最大功能就是更多成为了为强者服务的一种工具。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假如你犯了事，这时问题就不是看你犯的事大不大，而是要看你的后台硬不硬。处理的结果是与你的强势地位密切相关的。一个人越是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处理的结果对其就越有利；反之，则反之。
二、有利于坏人，不利于好人。中国社会流行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和为贵”及取“中”的处事原则，在这种原则下，处理结果一般是有利于做坏事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选择做坏事，还是选择做好事，取决于二者的成本收益分析。这里的收益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两个方面，成本也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两个方面。一般而言，人们总是要综合考虑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收益与成本，以期实现在特定效用偏好结构条件下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由于每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一般是不同的；所以，在现实中，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件事，可能会有不同的决策选择。但不管情况如何，其决策目的最终都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一个良好和有效的社会规则，应当满足：做坏事的个人成本大、个人收益小，做好事的个人收益大、个人成本小。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及求“和”和取“中”的价值导向，只能使本应付出成本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成本支出，本应得到收益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收益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会更偏好于做坏事。因为，虽然做坏事的社会成本大，但社会并没有让其付出真正的个人成本；相反，做坏事所得到的个人收益却并没有减少多少。另外，中国文化中所潜藏的平均主义，本质上也有一种使收益者减少收益、使应付出成本者减少成本支出的价值倾向。
三、有利于熟人，不利于生人。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中国，大凡处理事情，人熟不熟悉，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熟人原则实质体现的是一种血缘原则。熟人原则导致社会游戏规则的二重化。在熟人之间，是一套游戏规则；在陌生人之间，是另一套游戏规则。游戏规则的多重化将直接增大社会的运转成本并将更多诱致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熟人原则也导致一种关系本位。人们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将会更偏好于拉关系，而不是将更多精力用在真正的生产方面或是真正的发展个人能力方面。所以，熟人原则最终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当然，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熟人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偏好熟人并非就必然不合理，这里也有个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相对于陌生人而言，人们对熟人了解更多，从而在熟人之间决策就更容易一些。一般来说，讲熟人原则不能离开社会理性，否则，就是不合理，这里更不能将熟人原则扩展为关系本位。当然，如果符合社会理性，决策或有关行动偏好熟人也未必就是一件很坏的事。社会离不开熟人，但不能有熟人本位或关系本位。
四、有利于个体，不利于整体。中国人处理事情，更多是考虑个人效果和私人关系，而不太注重考虑社会效果和整体效应。从中国文化的一般特点看，这种只注重个人效应，忽视社会整体效应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而不仅仅是个别例外。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当然，从人本的角度看，注重个人效应未必就是一件坏事。但任何个人效应都应符合社会理性原则，否则，最终吃亏的仍是具体的个人。因为只注重个人效应，不注重社会整体效应，就有可能使社会最终陷入一种低水平的循环陷阱中，不能自拔或难以自拔。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就是一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一些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现象，实质也是这种情况的一种表现。中国人很聪明，在文化中也体现了一种个人的聪明主义。但这种个人的聪明主义往往只会导致整体的一种糟糕结局。所以，聪明只体现个体理性，不体现社会理性，个体理性只有转变为社会理性，才是真正的大聪明。社会理性要求不仅要考虑个人效应，也应考虑社会效应。有了社会效应，最终也会有助于个人效应的实现，而且能使个人效应得到更好和更长远的实现。
五、有利于现在，不利于将来。将来和现在是一种从时态角度考虑的文化观。实际上，中国文化所体现的现实性和功利性大家都是认可的。这种现实性和功利性在时态上的表现就是只有现在时，没有将来时。目前，中国社会诚信的缺乏与机会主义的泛滥都与此有极大关系。将来对现在是一种制约。从哲理的角度看，没有了将来，也就没有了现在。这里存在的情况是，虽然中国文化没有将来时，但有过去时，且对过去时是高度关注的。老祖宗不能丢。传统总是好的。祖宗是我们的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