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语言论转向 文化转向 语境
　　论文摘要：综观西方20世纪的文学批评理论，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批评家基于不同的语言观促成了许多文学批评流派的起点和终点。然而，由于文学批评自身的拓展，特别是20世纪西方“语言论转向”的演变和1960年代起后结构主义等批评思潮的勃兴，文学研究开始走向“文化研究”，“语境”问题成为了文学批评的重要因素之一。

　　
　　西方20世纪被称为“分析的时代”、“批评的世纪”，文学也从一定的语言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中汲取营养，在各自竞争的基础上显得异彩纷呈。从批评理论到批评实践，文学研究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活动四要素（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和四类基本的文学批评层面（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客观说）的理论。①然而，由于文学批评自身的拓展，特别是20世纪西方“语言论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②的演变和1960年代起解构主义等批评思潮的勃兴，文学批评已无法用艾布拉姆斯的研究范式就能够准确而全面地概括。文学研究出现了更为复杂的“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和“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的显著特征；此外，语境、符号、生产性、互文性、消费理论等也成了文学研究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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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论转向”一词来源于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于1967年出版的论文集《语言论转向》一书。根据罗蒂的说法，“语言论转向”这个术语最先是由奥地利哲学家伯格曼（Gustav Bergman）于1964年提出来的，随后被一些学者用以描述历史学领域所发生的研究范式转变：从原来的历史解释转向对在创造历史意义过程中语言作用的强调。
　　在美学观念、文学批评中，“语言论转向”的奠基者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归纳并提出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四个两项对立”法则：即历时与共时、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以及聚合与组合。尽管索绪尔的“二元对立”产生意义的语言观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和修补，但其影响还是十分巨大和深远的。美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姆逊就认为：“索绪尔关于‘系统’的观念暗示了在这个新的、无形的、非物质的世界中，内容就是形式；你只能看到你的模式允许你看到的东西；方法论上的出发点不只是简单地指出了研究对象，而实际上是创造了对象。”③西方20世纪一个世纪的文学批评，你不时地能够感受到上述论点的不同材料的佐证。因此，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西方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那么这个世纪与索绪尔的语言观是密不可分的。
　　比如，在俄苏形式主义语言观看来，所有的文本都是互文性的意义共享系统的部分，作者的意图已不再等同于文本的全部意义，因为意义也是由控制作者的语言系统决定的。另外，形式主义语言观的作者和读者之间也不再是建立在文本基础之上的分享情感、观念和真理的神秘关系。在形式主义者看来，作者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实现着一个先验的结构，而读者的阅读也是努力去找到这个结构。詹姆逊说：“所有的故事都成了思维的形式，当然这种思维不再是过去那种道德化的说教或寓意。”④
　　这样，文学活动的主体就成了符号和结构，语言的意义就与语言的使用者和语境无关，“意思”不是在语言里“表现”或“反映”的东西，而是由语言所创造的，文本的意义是由二元关系决定的。
　　但随着后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兴起，这种语言本体论的文学批评则走向了一个极端化的“神秘”模式。早期为结构主义者而后期是后结构主义者的罗兰·巴特，他以自己的代码理论，在《S/Z》中对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的“洋葱”式解读，使现实主义的定义变成了：代码+代码。巴特认为，人并不是语言的主人，而正好相反，他是语言的代言人，作家之“我”不是一个实体的存在，只是一种语法主体，是语言在说话，在表演，在行动。当文学赖以存在的语言在本质上被看成是毫无确定意义的代码时，文学文本也就变成了一种可以任意阐释的叙事事件。而根据德里达的“延异”理论，一个文学文本是无数涵义和多重解释的可能性，能指链构成了我们的世界，文本之内一无所有，文本之外也一无所有。以这些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后现代主义，就形成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语言论转向的大潮已经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