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概从1980年代起，西方“文化转向”的出现则是对“语言论转向”的承继与反动，这一转向关注艺术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
　　比如新历史主义文论的“历史文本化”和“文本历史化”理论，认为没有一种已知的历史是纯粹客观的，历史学家就从来没有给我们提供一种过去事件的真实的历史图景，就像某种特定的语言一样，我们已知的“历史”只是众多话语或观察世界的方式之一的结果，它或许还隐去了那些未曾成为现实的“现实”。从此，“大历史”（History）也就变成了小写的复数的“历史”（histories），或者说，新历史主义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中的历史和历史中的文学。女性主义理论家们也认为“妇女”一词所暗含的“顺从、无知、贞操和无能”等概念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被男权主义的“进取、智慧、力量和效益”等的“虚假语言文化”所制造出来的。后殖民主义依据同一思路，在另一个角度上探讨了“他者”与“他性”问题：“欧洲中心主义”不仅用语言制造了一个“东方主义”，而且把非西方的文化边缘化，占据了一个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地位。
　　“文化转向”的最显著特征是对“语境”格外关注。乔纳森·卡勒说：“意义由语境限定，但语境没有限定”。⑤ 所以，这里的“语境”可以被理解为“客观真理之死”，语境贯穿于文学活动的各个可能要素之间，它承认每一位读者都有文学能力来获得任何一个文本的意义。语境的扩大或语境的再描述引起了文学理论话语的变迁，因为它除了自身的不断变化以外，它还在一定范围内规定着符号（语言）使用者、符号（语言）和符号（语言）意义的变迁。因此，我们会看到下面的各个要素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构图：
　　
　　01
　　
　　文本在一定语境下才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不总是具有唯一的意义。这在许多文本“经典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斯妥耶夫斯基以及众多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一部接受史的研究就是对语境的不断考察，没有人试图在接受史中得出最后的结论。
　　当今，文学批评走向了“元批评”，即“社会文本”（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影视、绘画、建筑，等等）构成了批评的对象。针对这种现象，有学者把它叫做“艺术的终结”。在一个由无意识、文本性、语言、欲望、身体、权力、消费构成的文学批评世界里，在一个由抽象的、认识论的宏大叙事让位于更隐秘、更感性、更个别的“微观政治学”的文学批评世界里，在一个由能指的泛滥所构成的文学批评世界里，如果我们承认艺术目前存在着“危机”的话，是不是该到了建立“语境学”的时候了──它承认我们在阅读、接受、消费任何一类文学文本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属于个人或集体的心智模式（价值观、艺术感、道德观、期望值，等等），并且，这种不同的心智模式对文本的不同解释也会影响其他人的解释。既然每一次认知和评价都不是最初的也不是最后的，而是整个认知过程中的一环，那么喜欢语言的人就更应该了解语言背后的理由，喜欢真理的人就更应该反思真理背后的语境。对语境的“语境化”，即“元语境”理论的探讨也是不是这个“后时代”的一种后哲学文化？理查德·罗蒂不仅“畅明”了西方将近一个世纪的“语言论转向”，更重要的是他还倡导一种“后哲学文化”——所谓的“真理”只不过是能够更好地解决当下问题而暂设的方法和手段而已。
　　有趣的是，“文化转向”并不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中开始，也不会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中结束。人类都是在以历史批判现实，以现实批判历史，但批判的视角既是一种“必需”也是一种“限定”，走出专业对现实的简单化归类和狭隘偏见，也许，中外文学批评界都在期待一个新的文学与语言的综合性、辩证性的批评理论。
　　
　　注释：
　　①艾布拉姆斯.郦稚牛等译.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27.
　　②The Linguistic Turn一词的汉译，国内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取向把它翻译为“语言学转向”、“语言转向”、“语言论的转换”等，本文基于它在哲学上的一般意义和一种语言观的改变，采用“语言论转向”的汉译。
　　③詹姆逊.钱佼汝等译.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12.
　　④詹姆逊.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32.
　　⑤乔纳森·卡勒.李平译.文学理论[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