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大众文化的产生背景、表征形式、传播途径和接受群体均与民间文化差别明显。然而，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约翰·多克的论述最具代表性。约翰·多克极力反对现代主义将工业、后工业时代兴盛的大众文化与前工业时代的民间文化等斩断联系。他例举澳大利亚电视中的“愚人形象”和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的“愚人”，认为“现代主义最大的神话就是认为前工业时期的通俗文化和19 ,20世纪的大众文化之间没有任何延续性。对此，我怀有异议，不断出现的愚人形象就体现着这样一种延续性。,}(s}}pz}s}巴赫金所展现的民间文化中滑稽、天真、淳朴、反陈规旧习、牢骚满腹、游手好闲而又虚伪捣蛋的愚人形象，如今频繁地出现在各类电视节目中，成为大众文化叙事中的重要角色。约翰·多克还援引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中对“角力”场面的生动再现，意图表明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并非已然断裂。笔者以为大众文化有着两方面的渊源:其一是官方与文化产业的有效运作，比如云南省连续推出的《云南印象》原生态歌舞集;其二是源于具有悠久传承的民间文化，比如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相继被拍成电视剧，东北二人转也成为刘老根大舞台的看家本领并且在各大城市轰动演出。可以说，大众文化(诸如电视剧、广告)十分重视从民间文化中吸取养料，民间文化所弘扬和倡导的“爱情/家庭伦理”等已成为大众文化叙事的重要主题。

    三、几点启示

    学界对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质疑基本上是缘于对民间文化研究所持的不同的史学视角，“狂欢化理论正如史学家所说有不少缺陷，与其说是谁掌握了‘史实’的争论，倒不如说是从什么视角选取、甄别与释读史料的史观之争。; }}}}}zis>由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存在着对狂欢节考察的史料欠缺(关于狂欢节的直接史料只提到歌德的《意大利游记》)，加之巴赫金本人遭受苏联集权意识形态压迫等原因，后辈学者往往质疑其对狂欢节描写的真实性，甚至怀疑“狂欢节”是巴赫金虚构的反讽苏联专制政权的乌托邦。再者，狂欢节的意义在当代社会也逐渐由民间广场的“第二生活”蜕变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言;狂欢作为一种公众的节庆活动正在日益缩减，但是，“狂欢活动作为一种文化模式仍然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大众文化，例如好莱坞电影，大众文学类型，电视和音乐。}, } s} } rzsa)以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现象为现实观照，可以发掘出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

    首先，巴赫金以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去发现民间文化的意义，以一种“对话”的开放思维呈现了民间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民间文化、官方文化与大众文化处于一种变动的复杂的场域中，民间文化既与官方文化相对立，但其诙谐的语言、仿拟的风格又往往被官方文化吸收、堂而皇之地进人所谓的高雅文化;民间文化也可以将官方语言转化为“物质—人体下部”语言，将官方逻辑改写为民间逻辑。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大众文化已经突破其边缘地位、日渐突显为重要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在与官方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博弈中，可以借鉴民间文化资源，构建起理想的“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和“第二世界”，从而实现有效的协商和对话。当今许多相声、小品节目，以大众文化的运作和传播方式，结合民间文化资源如民间话语、习俗等，以滑稽、反讽、插科打浑的方式机智地将官方逻辑转化为民间逻辑，借助大众文化的表征形式，进行着意识形态的交流与对话。例如，相声和小品已经成为中国观众广闻乐见的娱乐节目，“忽悠”、“不差钱”等民间语言也通过电视媒体的传播成为大众的“口头禅”。如此看来，民间文化要想延续传承并且扩大其社会影响，有赖于大众文化的叙事与传播模式;而大众文化要想在“意义”和“意识形态”的争锋中与官方文化谈判与协商，并且构建一种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就必须重视和联系民间文化。

    其次，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认为狂欢文化是全民参与的文化，它驻足民间广场、构建起民众生活的乌托邦。这一独特视角启迪我们:大众文化不仅具有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的“压迫”性质，还应该具有乌托邦性质。大众文化的“乌托邦”或曰“解放”功能有赖于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叙事应该走向民间、从民间文化中攫取素材和话语风格。

巴赫金在谈及果戈理的创作时认为果戈理的创作素材和幽默风格都是源于乌克兰的民间节庆文学(如滑稽故事、小品、讽拟语法)、学校怪诞的现实主义因素以及民间笑谑文化;他在谈到马雅科夫斯基等未来派诗人的创作时也十分强调民间文化源泉。①因而，大众文化要想转化为风光无限的文化产业，民间话语资源不惜为可供借鉴的重要向度，“民有、民享、民用”(威廉斯语)将会是其无法绕行的必经之途。大众文化必须避免曲高和寡，以民间的话语、广场的演出形式和贴近现实生活的审美诉求为民众构建起“第二生活空间”的乌托邦。比如，京剧振兴是我国文化界热议的话题，笔者认为，作为精英或高雅文化样式的京剧，如果要走出身陷的低谷、并且在后工业/后媒体时代盛演不衰，就必须经过唱腔、扮相、舞台时空、题材和传播媒介等种种转换之后，才有可能融人当前繁盛的大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