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角度　思考，问题就会很清楚：所有那些“文化研究”所要告诉我们的种种道理，难道我们不　是都可以从政治课本、社会调查报告和新闻报道中获得，而且是更加便捷地获得么?既　然如此，我们何以要舍近求远地诉诸文学?而沿着这一质询的思路再追问下去，那么文　学与别的文类究竟应该有什么不同呢?我想最大的不同或许就是，它不仅包含着“世界　上最好的思想和最佳的表述”(阿诺德语)，而且这种得到最佳表述的最佳思想，必须由　我们独自去品味，默默地含化，它才能沁入我们的心脾。这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　程。它不仅会使人的认知更加丰富，品位得到提升，而且它会在人们心里融会、凝聚成　某种信念，使人在情感、道德和精神上得到某种历练和升华，从而使他的人格更加高尚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在一个人的修养教化、从粗鄙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将发挥　其他文类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在现在这种日益政治化的文学研究中，我们已经很　难再看到文学的这一至关重要的功能了。
　　如果说，把文学再一次从浓重的社会政治化的阴影中解放出来是我们需要去做的第一　件事情，那么，另一项当务之急就是要对业已过去的这场“理论热”进行反思。我这里　指的反思，还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热”这一现象本身，而是要在寻回被放逐的“文学　”的同时，对过往的各种文学理论切实作深入一步的质询。现在就不能再把一些现成的　结论性的评价作为自己认识的出发点了，这些老生常谈的口头禅早已成为思维的印辙，　只会把我们引向那些活力全无的认识偏见。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认识的提升，当年理　论鼎盛时期所听到的一些评价，现在往往已经过时而不再适用，其实理论家们自己也在　发展和变化。例如，现在的德里达与1967年他的《论书写》等三部论著同时问世时就有　了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变化，仍一味停留在他们针对当年那特定的需要　而说过的一些故意立异鸣高以与前人划清界线的言论上，那可就是最大的“时代误置”　(anachronism)了。
　　去年德里达来中国访问，他在离开中国前为上海的一份文学报刊的题词中，意味深长　地自称是“过路人”。对他的访问，我曾写过一点没有署名的文字，现在看来，正好可　以嵌入此文，作为我对于美国文论热思考的一部分。德里达访华期间，在北京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院、三联书店《读书》编辑部以及上海复旦大学作了几场学术讲演。让人们　颇感意外的是，他讲演的基调与多年来我们心目中所持有的那个“解构”印象，好像有　不小的错位和落差：我们期待的“解构”多是锋芒毕露的批判，而德里达的运思却集中　在“宽恕”的可能；我们期待的“解构”是一种所向披靡的激进姿态，而德里达却毫不　掩饰自己的“保守”……这也就难怪了，一些听众反映，在聆听了解构大师的讲演之后　，愈加感到被泼了一头雾水。原因何在?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没有认真去读大　师自己的论著，没有追寻着他长期以来一贯的思想轨迹，将他前后各个阶段的著作联系　起来阅读，而只听信了我们媒体上刊发的本来就已经是二手介绍的转述。
　　不可否认，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拉康、巴特、福柯、阿尔都塞和德里达这五位法国　思想家，把整个西方思想理论界搅得个疑雾迷漫，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巨大影响是毋　庸置疑的。然而，他们所遭遇的批评和反驳，其激烈程度也是空前的。这种思想的交锋　和砥砺(并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陈说)，使当代西方思想文学理论、政治话语和文化研究　着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与此同时，他们激进的理论也在悄悄地修正着自己，在时隔　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看来，原先激进的理论锋芒早已所存无多。德里达本人就是一个最　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正像德里达自己反复咀嚼的那句“文外一无所有”所隐含的意思一　样，“解构”也是断然不能跳到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外进行的。到了80年代之后，德里　达的“解构”也许已经明确地定格为一种坚持思想自由、探索意义之可能性的方法。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在1993年发表的《马克思的幽灵》(Specters  of  Marx)中，心悦　诚服地承认自己也属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
　　这些年，德里达已没有什么足以引起学术界轰动的力作发表，但他一如既往地在人们　视而不见的各个思想接口处自由地思考着、求索着。要说“解构”，这也许就是真正的　“解构”。1994年10月，他来到美国费城附近的维拉诺瓦大学，这是一所基督教圣奥古　斯丁教派创立的相当老派的大学。德里达像使徒传道一样，向那里的几位被他称之为“　非常重要的哲学家”的教授传授“解构的精义”(deconstruction  in  a  nutshell)。在　这次讲话中，德里达即已明确无误地摆出了回归传统的姿态。他说“解构”从来就是把　学术体制、学术良心放在第一位，从来没有对学术传统和体制发起攻击；他直言不讳地　称自己是一个“保守的人，热爱传统体制的人”；他说是一些报刊的坏记者对他进行了　歪曲，说他不尊重阅读文本，然而他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伟大典籍”从来都　是充满敬意，根本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到这些典籍中去搜寻差异和矛盾，故意找茬。　总之，他再三地强调：“解构”不是一种从外部引入的机械的办法，而是文本中本来就　存在的，说到底是文本自行解构(注：See  Brian  Vickers,“Derrida  and  TLS”,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Feb.12,1999.)。
　　对于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也一样，如果直到现在仍停留在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　“深描”说到福柯的“历史断层”说，仍然在格林布拉特的“商讨”(negotiation)、　怀特(Hayden  White)的“历史为话语的建构”说以及芒特罗斯(L.A.Montrose)的“文本　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等概念上兜圈子，那就太没有意思了。这种新历史主义批评　，从20世纪80年代经由格林布拉特、芒特罗斯、伽勒赫(Catherine  Gallagher)等英国　文艺复兴研究学者之手，形成了一种博学、高雅而且充满机智的批评写作，在此后几乎　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内，模仿者蜂起，却至今未有能出其右者。对这样一种批评，现在看　来，它其实主要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如格林布拉特从一开始就始终坚持的那样　，它主要是一种批评实践。为弄懂这批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家何以以这样一种方法来看待　和重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本，我们或许是需要化一点时间来探讨一下他们的认识假设，　他们所采取的批评方法的理由和具体的做法，但要说这里面有多少理论深度，则实在说　不上。相反，如果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把它当作个理论问题去深究，那倒是大大的本　末倒置了。而实际的情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在实践的层面上，对于这一批评　的批评也日益增多。1999年，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凯斯坦(David  ScottKastan)教授发表《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一书，对所谓“过了景”的新历史主义提出　了相当激烈的批评。他声称新历史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说这一批评是属于上一代的、　业已消亡了的一段形式主义的插曲，而现在它“既算不上新，也算不上是历史，因此不　再有用”；他还说这一批评所惯用的“轶事嫁接法”(anecdotalism)已是“臭名昭著”　；他希望看到一种“事实更加充分的历史”，但又不要回到先前那已经被废止的传统历　史主义的老路上。
　　然而几乎就在同时，格林布拉特与他的合作伙伴，新历史主义的另一位始作俑者伽勒　赫教授也以一部新著《实践新历史主义批评》(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2000)回　应，与他们当年的立场一样，格、伽二人仍坚持新历史主义批评不是理论，而只是一种　批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