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老两派的争论，一时间又给人以新历史主义依然宝刀不老的印象。去　年，我撰写过一篇题为《新历史主义还有冲劲吗?》的短文，报道了英国资深批评家克　尔莫德(Frank  Kermode)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对两本新历史主义新著的长篇评论(注　：此文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的“动态”栏中。克尔莫德的文章题为《　废墟上的艺术》，见《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1年7月5日。)。克　尔莫德本人也是专治文艺复兴文化史的大家，因而这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大战　，为我们了解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现状提供了最新的重要信息。
　　对于凯斯坦对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克尔莫德似乎并不领情。因为在他看来，这位凯斯　坦所使用的话语仍然充满了新历史主义和其他时新理论的术语，而一旦离开这些术语，　他的一套批评就寸步难行。与某些新历史主义者一样，他也把他们之前的历史称作“实　证主义”、“无理论依托”一类，认为“传统的历史主义都简单地以为它们的建构是对　过去清晰明了、客观公正的表述，没有受到考察者兴趣倾向的过滤”。但这一句“露怯　”之语使克尔莫德发现，凯斯坦的参考书目中居然连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和伽　里(W.B.Gallie)这样的历史学大家也不曾提及(笔者注：科林伍德早就有言在先：历史　是一门人们在自己的心灵里重新体验往事的学科；历史学家只有深入事件后面的心理活　动，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内重新思索过去，才能发现各种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模式和动态)　。克尔莫德于是不无讽刺地说，他俩的论著《历史的观念》和《哲学与历史理解》分别　发表于1946年和1964年，对于当下的现代思想家们来说，这些著作或许已过于陈旧而使　他们兴趣杳然，而这样一疏忽，他们也就能把历史撰写要受考察者的兴趣和先定假设的　影响说成是他们自己的发现了。
　　克尔莫德注意到，格、伽二位为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依据又做了一点垫补，他们在　自己新著前两章对该批评本身所作的论述中，又增加了德国18世纪哲学家赫尔德作为他　们的先师，是赫尔德最早明确指出了“文学与历史相互依存”的关系，启发了他们开始　关注“把所有有关某特定文化的书写的和视像上的记录看成是一个同一的符号系统”的　可能性，因而过去文化留下的任何信息，都可以用来支撑对所关注的某特定文化现象(　例如莎士比亚的一部剧作)的阐释。例如蒙田的一则两女成婚的记录，即被格林布拉特　作为阐释莎剧《第十二夜》中女扮男装现象的佐证；而19世纪美国浸礼会杂志的一则关　于父亲严惩任性子女的记录，则被追溯到莎士比亚时期英国的孝悌准则，并作为分析《　李尔王》一剧中李尔与女儿之间关系的旁证。格、伽二位在他们的新著中仍按这一既定　的套路，例如把15世纪荷兰画家约斯·范·金特一幅《使徒领圣餐礼》的油画与另一位　大画家乌切洛的作品在圣饼处理方式上进行比较，认定前者基督手中的圣饼被故意处理　成空白，并进而认为，这种特殊的再现方式反映了其后基督教会内的不同教义之争。克　尔莫德对格、伽二位的这一得意之笔进行了再审视。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历史主义　批评这种任意从文化背景中寻求论证的做法，向来就为人所诟病。他们从成千上万的可　能性中任意挑选出能为己所用的“闪光细节”，并不是这些细节本身会发光，而是因为　它们能与早已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一个想法“发生共鸣”。那个想法太诱人了，它能使　作者跑到当时社会和神学思想的网络中任意穿行。然而，克尔莫德强调指出，令人激动　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的。格、伽二位讨论范·金特的画，却只字不提那油画由于年久而　画面破损、圣饼处的油彩剥落而造成了空白这一简单的事实，这恰好反映了新历史主义　者宁愿拒绝实在的历史事实而愿意迁就幻想的心理倾向。一直到文章的结尾，克尔莫德　仍对新历史主义批评穷追猛打，他语气尖刻却充满睿智地指出，新历史主义追寻事实的　兴趣固然值得赞许，然而“理论”却给了它胡说八道的权利，因为现在的“事实”早已　是“文本”与“语境”的交织，人们于是就可以把任何东西都与他们谈论的话题相联系　，这样做的结果使大量的聪明才智和学术努力都白白地浪费了，而文学作品本身，却像　1642年清教主义的英国议会勒令在所有剧院门口挂上“不得入内”的牌子一样，被剥夺　了审美关注的可能。
　　限于篇幅，我无法对所有的理论派别一一涉及，但情况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理论热　”的消退已断然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事实。然而还有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就是　我们经过这一番“理论的洗礼”之后，则再也无法回到前理论的纯真时代了。也正因为　这个缘故，对于理论的反思是绝对必要的，惟如此，文学研究才能像凤凰涅ｐáｎ@①　一样，从理论的烟灰中再一次地腾飞。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般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