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初秋，我乘船从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越过白海到索罗维茨基（Solovetsky）群岛，这个曾经是苏联首个政治犯监狱所在地的远方列岛。船上的餐厅充满欢快的气氛。许多人在相互祝福干杯，说笑，为船长热情鼓掌。和我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旅客是从海军基地来到海岸的两对中年夫妇，他们好像非常开心。起初，我的出现只是增加了他们的快乐。在白海上，并不是每天都能碰上乘坐摇摇晃晃的轮渡的真正美国人，这个新奇让他们觉得好玩。当我告诉他们我在俄国做的事情后，他们就不那么开心了。一个美国人乘坐欢快的游船来参观索罗维茨基群岛观赏美丽的景色和古老的寺庙是一回事，到索罗维茨基群岛来看集中营的遗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个人就表现不满了。“你们外国人为什么只关心我们历史上丑恶的一面？”他问道，“为什么要写古拉格（前苏联内务部劳改局）？怎么不写我们的成就？我们是第一个把人送入太空的国家。”他用“我们”是指“我们苏联”。苏联7年前就已经消失了，但他仍然把自己当作苏联公民，而不是俄国人。
    
    她的夫人也向我发难。“古拉格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她说，“我们有别的麻烦，如失业，犯罪等。你为什么不写我们真正的问题，反而写那些发生在很早以前的事？”
    
    这个不愉快的谈话持续过程中，另一对夫妇一直保持沉默，男的对苏联的过去不置一词。但是，他的夫人表达了支持的观点。“我理解你为什么想知道集中营的事，肯定很有意思，我要是知道多点就好了。”
    
    此后在俄国的考察中，我一次又一次地碰上这四种态度。“关你什么事？”和“有什么意义呢？”是两种常见的反应。沉默或没有意见，像耸耸肩可能是最常见反应。但是也有人知道了解过去的重要性希望更容易找到更多的东西。
    
    纪念碑和公众意识
    
    事实上，稍微用点劲就能在当今的俄国了解很多过去的事情。不是所有的俄国档案馆都是封闭的，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在忙着别的事情。古拉格的故事也已经成为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或苏联卫星国的公众辩论的话题。在有些国家，（一般地讲，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纪念活动和辩论实际上往往很激烈。
    
    散布在俄国各地的还有很多非正式的，半官方的，私人的纪念碑，博物馆，由形形色色的个人或组织建立的。让人奇怪和吃惊的是个人纪念碑有时候能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发现。一个铁十字架被放在Ukhta市外面的光秃秃的山上来纪念大批囚犯被杀害的地方。为了看这个十字架，我不得不开车穿过几乎走不成的泥巴路，走在一幢建筑物的后面，翻过铁路道轨。即使这样我还是离得太远看不清上面写的什么。尽管这样，几年前树立十字架的当地积极分子在指给我看的时候掩饰不住自豪的神情。
    
    沿着柏崔左伏斯克（Petrozavodsk）往北几个小时的路程，就来到建立在Sandormokh村外面的另一个特别纪念馆，索罗维茨基群岛的囚犯在1937年被枪决。因为没有记录谁埋在哪里，家属们只好随意地挑选一堆骨头纪念。死者的亲属将死掉多年的亲人的照片贴在木头桩上，有些在旁边刻有墓志铭。丝带，鲜花和其他小装饰撒在曾是杀人现场长成的松树林。在我凭吊的8月的大晴天（屠杀的纪念日，有来自彼得堡的代表团），一个老太太在诉说埋在这里的父母，在她7岁的时候，他们都被枪杀。她在度过了几乎整个生命的时候才能来看望他们。
    
    但是在习惯于规模宏大的战争纪念馆和巨大庄严的国家公墓的俄国，这些个人和地方单位建立的墓地显得粗劣，零散，不完整。大多数俄国人可能都意识不到这些的存在。难怪，苏联解体十年以后，俄国继续表现得好像并没有继承苏联的历史一样。虽然它继承了苏联的外交和对外政策，苏联的大使馆，苏联的债务，苏联在联合国的席位。俄国没有纪念压迫历史的国家博物馆。俄国也没有一个悼念死者的地方，一个官方确认死难者及其亲属痛苦的纪念碑。
    
    然而，比缺乏纪念碑更明显的是公众意识的丧失。有时候好像戈尔巴乔夫时代大规模讨论引发的强烈冲动和感情随着苏联的解体完全消失了。为死难者讨回公道的激烈辩论一下子突然不见了。虽然在八十年代末期还有很多讨论，俄国政府从来没有检验或审判大屠杀的凶手，即使在认定究竟是具体哪些人的情况下。
    
    当然，审判不一定是解决过去历史问题的最好办法。但是除了审判还有别的方法给以前的犯罪行为进行公正的处理。比如，像南非推行的真相调查委员会，让受害者正式的、公开的讲台讲述自己的故事，让过去的犯罪行为成为公众辩论的话题。还可以进行官方的调查，像2002年英国议会对北爱尔兰30年前发生的“血腥星期天”屠杀事件的调查。有政府的调查，政府的委员会，公开的道歉等。但是俄国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选择。除了这个草草了事、没有结果的对共产党的“审判”，在俄国事实上并没有公开的诉说真相的行动，没有议会听证会，对苏联的枪决，屠杀，和集中营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的调查。
    
    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后，德国人仍然在进行定期的公开辩论关于受害者赔偿，关于纪念馆问题，关于纳粹历史的解释问题，甚至新一代德国人是不是继续背负纳粹罪行的愧疚负担等。但是在斯大林去世的一个世纪后，俄国并没有出现类似的争论，因为过去的记忆不再是公众文本的活生生的一部分。
    
    俄国人的平反昭雪过程从1990年以来确实在继续，静悄悄的在进行。到了2001年底，俄国有大约四百五十万政治犯被恢复名誉。国家平反委员会估计仍有五十万案件需要审查。但是虽然委员会本身是严肃认真的，虽然委员会由集中营幸存者和官员组成，参与者没有真正感觉到创造这个委员会的政治人物是出于追查用英国历史学家凯瑟琳•米兰黛勒（Catherine Merridale）的话说“真相和和解”为真正驱动力的动机，相反，这么做的目标是停止对过去的讨论，给那些受害者几个卢布和免费乘车券安慰一下，避免任何对斯大林主义的原因及其遗产进行更深刻的考察。


  改变的东西越多，保持不变的东西也就越多
    
    对这种公众沉默有些好的或至少可以接受的解释。多数俄国人确实真的花全部的时间配合他们经济和社会的彻底转型。斯大林主义时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它终结之后又发生了太多的事。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不是战后的德国，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在许多人心里仍然清晰可见。在21世纪初期，20世纪中期发生的事情对这个国家的很多人来说好像古代历史一样遥远。
    
    也许更确切地说，许多俄国人感觉过去的事情已经讨论过了，再追究下去没有多大意义。至少，当你问上了年纪的俄国人为什么古拉格的话题如今不再提起了时，他们往往这样回避“在九十年代那是我们唯一能够谈论的东西，现在我们不需要再继续谈下去了。”
    
    但是这种沉默还有其他一些让人难以原谅的原因。许多俄国人经历了苏联的解体并认为这是对他们自尊心的重大打击。他们现在觉得，也许旧的制度确实糟糕，但是至少那个时候他们是强大的。现在我们不强大了，我们不愿意再听到别人对它说三道四。就像谈论死去的人的缺点，太痛苦了。
    
    还有些人仍然担心如果继续深入挖掘过去，谁知道还会发现别的什么东西来。俄国改造委员会的主席亚可夫列夫（Aleksandr Yakovlev）非常坦率的指出“社会对过去的罪行漠不关心，因为有太多的人直接参与了这些罪行。”苏维埃制度让数百万的民众成为犯罪行为的各种形式的合作者和帮凶。虽然有许多是主动参加的，还有许多体面的人是被迫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他们，他们的子孙并不总要记住让他们丢脸的往事。
    
    但是对于缺乏公众辩论的最重要的解释并不是涉及年轻一代的恐惧或自卑情结或父辈罪行的残余。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今当政者的权力和地位，不仅是俄国，还有许多其他苏联加盟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