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尼.艾普鲍姆:不能忘记的古拉格(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和国或卫星国。在苏联解体10周年的2001年12月,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3个是被前共产党员所掌握,许多卫星国也一样。甚至在那些不是由共产党意识形态影响实际控制的国家,前共产党员及他们的子女或跟随者仍然是主导社会的学术界,新闻媒体,和商界精英。普京总统(Vladimir Putin)本人是从前的克格勃成员,他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个Chekist,这个词曾经是来描述列宁在革命时期的政治政策的。在后共产主义世界,前共产党员占主导地位和缺乏对过去的讨论之间并不是巧合。说得明白一点,前共产党员在掩盖过去的罪行对自己的利益有好处。过去的事情让他们蒙受耻辱,让他们受到损害,伤害他们声称要进行的改革,即使他们自己与过去的罪行一点关系也没有。可以给出太多太多的理由解释俄国为什么不建立国家纪念碑来纪念数百万的受害者,但是亚可夫列夫再次给出了最简洁一针见血的解释:“当我们---老一代人都死掉后,纪念碑就建起来了。”
    
    这个事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能正视,悔改和讨论共产党的历史就像一块石头压在许多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的头上。关于老的“秘密档案”内容的风言风语继续让当今的政治局势陷入动荡,至少破坏了波兰和匈牙利的总理的政治地位。过去和共产主义老大哥达成的一些交易到现在仍然持续发酵产生影响。在很多地方,秘密警察机制---干部,设施,办公室---基本维持不变。偶尔发现的新的尸骨能一下子激起冲突和愤怒的火焰。
    
    这个过去的包袱在俄国表现的尤其严重。俄国继承了苏维埃权力的全套装饰,和苏联的大国情结,苏联的军事设施,苏联的帝国目标。因而,俄国对政治后果的缺乏记忆和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相比危害更大。以苏维埃祖国的名义,斯大林将车臣人(Chechen)驱逐流放到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荒原,其中一半人死在那里,本来是打算让剩下的人连同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一起消失。50年后的今天,俄罗斯联邦军队故伎重演,开进车臣首都格罗兹尼(Grozny),在两次战争中屠杀了上万车臣平民。如果俄国人和俄国精英发自肺腑的,真心地记得斯大林对车臣人做的事情,他们就不会在1990年入侵车臣,不会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做。这样的行为简直就像战后的德国又一次入侵波兰西部一样在道德上站不住脚。但是很少俄国人这样看问题。而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有多么无知。这对俄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和法制的建立和发展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再说的重一些,如果让旧政权的恶棍逍遥法外,正义就战胜不了邪恶。这听起来有点像启示录,但是在政治上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为了让大多数民众遵守公共秩序,警察不需要抓住所有时代的所有犯罪分子,但是他们需要抓住相当一部分。没有什么让犯罪分子看到可以逍遥法外,逃脱惩罚,嘲弄众人更容易鼓励无法无天的情况了。秘密警察继续拥有自己的公寓,自己的别墅,丰厚的养老金。而他们的受害者仍然贫穷,被人遗忘。对许多俄国人来说,好像是说你越和过去合作,你就越聪明。同样的,你如今欺骗的越多,撒谎越多,你就越聪明。
    
    从更深层次上说,古拉格的一些意识形态也存在于新的俄罗斯精英的态度和世界观中。老斯大林主义者把人分成两类一是享受所有权力的精英一是不值一提的“敌人”,现在的新俄罗斯精英则对自己同胞表现出傲慢与蔑视。除非那些精英不久认识到所有俄国公民的价值和重要性,尊重他们的人权和公民权利,俄国将最终逃脱不了成为当今的北方扎伊尔的命运,一个居住着贫穷不堪的农民和亿万富翁的政治精英的国度,这些权贵将资产存放在瑞士银行的金库中,跑道上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工程师在跑前跑后。
    
    可悲的是,俄国对过去的缺乏兴趣剥夺了俄国人自己的英雄和恶棍。那些秘密反对斯大林的人物的名字,不管他们反抗的结果如何都应该让俄国人了解,就像在德国刺杀希特勒政变的参加者的名字一样。俄国幸存者文学的难以相信的宝库,那些讲述人性战胜苏维埃集中营可怕情景的故事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阅读,更多的人引用。如果学生对这些英雄和故事了解的更多,他们就发现除了帝国的军事上的胜利之外,有更多让他们引以自豪的俄罗斯的过去。
    
    但是不能记住过去还有更多世俗的、实际的后果。比如,人们或许争论俄国不能正确看待过去也解释了他们对现在仍然在推行的某些形式的审查的无动于衷。秘密警察仍然猖獗,不过现在起了个新的名字叫Federalnaya Sluzhba Bezopasnosti, 或者FSB。大多数俄国人不怎么在乎FSB的能力打开邮件,监听电话,没有法院命令进入私宅等。
    
    对过去缺乏敏感也能解释俄国为什么没有进行司法和监狱制度的改革。1998年,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我曾经参观过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市的中央监狱,曾经是古拉格的主要城市监狱之一。这个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时代的城市监狱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变化。当我走在石头建筑的大厅时,旁边是一声不吭的监狱看守,就好像我们回到了我曾经阅读过的古拉格回忆录录中。牢房狭小,里面空气污浊,墙壁潮湿,卫生条件极差。监狱长耸耸肩,说这都是因为没钱。走廊黑暗是因为电费太贵,囚犯等几个星期才能审判是因为法官待遇太差。我不同意这个解释。缺钱是个问题,但决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果俄国的监狱仍然和斯大林时代的监狱一样,如果俄国的法庭和犯罪调查只是摆设,那部分是因为苏维埃的遗产不像忏悔意识悬在控制俄国刑事审判制度头上。过去的罪恶并不来打扰俄国的秘密警察,俄国的法官,俄国的政客,俄国的商界精英。
    
    但是,当今俄国很少有人觉得过去是个负担,或是个责任。过去是个应该忘记的噩梦,或者是个不能当真的闲话。就像一个巨大的,没有打开的潘多拉盒子静静地躺在一边等着下一代人打开。
    


 西方记忆缺失
    
    我们西方不明白发生在苏联和中欧的事情的重大价值当然不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像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那样深刻的影响。我们大学里对奇怪的“古拉格否认者”的宽容不会摧毁我们社会的道德构成。毕竟,冷战已经结束,西方的共产党已经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力量支持。
    
    但是,如果我们不试图去记住过去的历史,对我们自己也能产生后果。其中之一是,我们对现在发生在前苏联的事情的理解将继续遭到我们对历史误解造成的歪曲。而且,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斯大林对车臣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觉得是对车臣人犯下的严重罪行,那么不仅普京现在不能对他们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我们也决不能袖手旁观。苏联的垮台也不会像二战结束一样激励西方势力同等程度的动员。当纳粹德国最终倒台的时候,西方其他地方成立了北约和欧洲联盟---部分目的是防止德国再次脱离文明的“常态”。相反,直到2001年9月11日,西方国家才开始认真重新考虑他们后冷战时期的安全政策,然后有更强烈的动机和需要让俄国回到西方的文明中来。
    
    但是最后,对外政策的后果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忘记了古拉格,迟早会发现难以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进行冷战?是因为疯狂的右翼政客吗?是与政客勾结的军事工业集团和中央情报局编造的整个事件强迫西欧和美国的两代人参与其中么?是否有更重要的事情发生呢?困惑已经出现了。2002年,保守的英国《观察家》Spectator杂志刊登一篇文章认为冷战是“是有史以来最没有必要的冲突之一。”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也把冷战描述成为“四十年没有思想的战争,只是造成了五万亿美元债务。”
    
    因而我们忘记了让我们动员起来的事情,让我们热血沸腾的激情,长久以来让西方文明连结在一起的理想。我们忘记了我们坚决反对与之作战的罪恶。如果我们不能竭力记住欧洲大陆另一半的历史,另一个20世纪极权统治政权的历史,最终西方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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