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淡如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有“南耿北齐”之说,这里所说的“ 南耿”,指的是先师;“北齐”,指的是北京大学齐思和先生。正是由于“南耿北齐” ,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在今天的发展铺下了路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功不 可没。“是的,日出不是由于鸡鸣,而鸡鸣却是提醒人们注意日出!”(注:耿淡如:《 拿破仑对历史研究的见解——世界史谈片》,载《文汇报》,1962年10月14日。)这是 先师之言,他是在论及拿破仑提倡历史研究的功绩时说的,如借用来评价“南耿北齐” 对西方史学史的倡导,也是合适的。
先师在60年代初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研究,这一学术转向是与当时特定的学术背景有关 的。从总体上看,在整个50年代,我国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基本上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的状 态,对西方史学大多采取摒弃的态度,如对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对汤因比史学、对鲁 滨逊史学等进行的批判,都是显例。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是十分困难的。
但在1961年前后,党中央开始纠正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 个方面采取了相应的调整措施。在学术文化政策上,党中央重申“双百方针”,贯彻“ 三不主义”,使当时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求新务实的学术氛围,哲学上的 “合二而一论”、文艺领域内的“人性论”与“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先生之论)等 新论竞相提出,无不对史学界产生重大的影响,遂催发了60年代初科学史学思潮的萌发 。
科学史学思潮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也引发了对历史学自身的反省,“史学史热” 因此而兴起,中国史学界开展了关于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南耿北齐”正是在这一学 术背景下,成了促进这次讨论的中坚人物,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先师为西方史学史做了 不少奠基性的工作。先师在这方面的建树,大体可以概括如次:
1.重视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
先师在60年代开展的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发展这一学科的设想,1961 年,他发表《什么是史学史?》一文(注: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提出“ 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并结合西方史学的实例,对史学史的对象与任务作了 广泛的探讨,纵论了包括史学史的分期、史学史的内容、史学史的方法论、史学与其他 学科的关系等10个方面的问题。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参考价值。
从1961年开始,先师为历史系本科生开设外国(西方)史学史一课,系统讲授自古迄今 的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揭橥史学流派与史学思想的流变,评述重要史家与史著的成就 ,以及史学方法的进步。1964年,先师招收了国内首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 开当今招收西方史学史专业研究生之先河。
2.主编《外国史学史》教材
1961年底,为贯彻高教部关于编写文科教材的精神,在上海召开了外国史学史教材编 写会议,与会学者有:北京大学的齐思和和张芝联、武汉大学的吴于@①、南京大学的 蒋孟引和王绳祖、中山大学的蒋相泽、杭州大学的沈炼之、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养冲和郭 圣铭、复旦大学的耿淡如和田汝康等先生。在当时,先师已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因而会 议一致决定由先师任《外国史学史》这部教材的主编(这里所说的外国史学史,实为西 方史学史)。
会议结束后,先师即有计划地积极地工作起来,《文汇报》曾以“耿淡如积极编写外 国史学史教材”为题(注:载《文汇报》,1961年8月28日。),专门刊发消息,报道先 师老而弥坚、奋发工作的情形。此项工作因“文革”而被迫中止。
3.对西方名著的移译
先师通晓多种外国语,计有英文、俄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拉丁文等。早年就 译有海斯和穆恩的《近代世界史》(注:黎明书局1933年出版,与沙牧卑合译。)。50年 代译有《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注:天津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与黄瑞章合 译。)、苏联学者阿·伊·莫洛克的《世界近代史文献》(注: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出 版。)、60年代译有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下卷)(注:商务印 书馆1961、1963年出版。)、英国历史学家古奇的史学史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 学家》(注:此书乃先师在60年代初就开始翻译,记得先生家里有一台老式的中文手工 打字机,译完一章,即打印一章。在我读研究生时,先师命我据原文做校对工作。此书 商务印书馆早已向先师组译,因“文革”而中断,直至于1989年才出版。)等。
此外,先师为了配合《外国史学史》教材的编纂、配合历史系课程的学科建设,还有 计划地继续选译西方著名史家或流派的个案资料,内部刊印成《外国史学史资料》分发 给学生使用;同时,又不时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发表许多译文,介绍西 方史学,先师还与曹未风等人,集体翻译过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注:汤因比《 历史研究》一书,中译本(上、中、下三册)乃据美国学者D.C.索麦维尔的节录本翻译而 成,1959年至196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册陆续出版,日后又不断再版,坊间流传甚广 。先师参与翻译的是该书的下册,译者除曹未风与先师外,还有周煦良、林同济、王造 时等名家。近有刘北成、郭小凌据1972年单卷英文版合译的中文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 00年版。)。
三
如果把西方史学史的学科比作一座大厦的话,那么创业者多是绘就蓝图、奠定地基、 搭好脚手,往往来不及砌砖粉墙,更不必说内部的精细装修工作了,总体来看,五、六 十年代的“南耿北齐”为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所做的工作,也大体如此。这如同年鉴学 派那样,在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那里,只是提出了年鉴史学新范型,还来不及像这一 学派的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那样,以其煌煌巨著《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 界》等作出过细的描述。但费弗尔还有马克·布洛赫这两位创始人确为年鉴史学的成长 壮大奠定了路基,开辟了前进的方向。先师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所做的工作也具有这样 的性质。
作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先行者,先师的贡献既从总体上体现在前述三个方面, 也表现在下述他研究西方史学的方法上,这里所说的方法,不是具体的技术性的方法, 它与先师对西方史学的总体认识是密切相关的,因此,通过对这些方法的揭示,也可看 出先师的史学思想,并能进一步了解与认识他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贡献。
这里依据先师生前所发表的论著、未刊讲稿与札记等第一手资料(注:先师的讲稿,我 有三个未刊版本:1961年2月24日开始的外国史学史讲稿,这是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二 年级下学期读书时的课堂笔记;1963年历史系学生的听课笔记;1965年12月15日开始的 外国史学史讲稿,这是我读研究生并任先师助教时的随堂听课笔记。),作出归纳。限 于篇幅,也限于我的识见,在此只能暂列十条,略作铺叙,稍作说明,很可能是挂一漏 万,难现全貌。
1.历史研究务必求实
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是现代历史科学工作者所应恪守的基本准则,也是先师所 反复教导我们的。记得先师曾说过,历史学与说谎无缘,应与真实结伴,那些歪曲事实 、炮制谣言并进而诬蔑丑化他人的人,不但永远成不了气候,到头来,反成了被历史嘲 弄的小丑。这真是至理名言。先师说这番话的时候,是1964年秋我下乡参加“四清”运 动前夕的一次谈话中,他似乎隐约预感到“文革”中那种肆意糟踏历史的丑陋行为。
说真的,先师很崇拜兰克,称其为西方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对兰克在《拉丁和条顿 民族史》一书的序言中所标榜的那句名言:“我的目的仅仅在于陈述实际发生的事情而 已”(即“如实直书”)很欣赏,他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先师对我的作业批改极
先师在60年代初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研究,这一学术转向是与当时特定的学术背景有关 的。从总体上看,在整个50年代,我国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基本上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的状 态,对西方史学大多采取摒弃的态度,如对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对汤因比史学、对鲁 滨逊史学等进行的批判,都是显例。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是十分困难的。
但在1961年前后,党中央开始纠正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 个方面采取了相应的调整措施。在学术文化政策上,党中央重申“双百方针”,贯彻“ 三不主义”,使当时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求新务实的学术氛围,哲学上的 “合二而一论”、文艺领域内的“人性论”与“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先生之论)等 新论竞相提出,无不对史学界产生重大的影响,遂催发了60年代初科学史学思潮的萌发 。
科学史学思潮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也引发了对历史学自身的反省,“史学史热” 因此而兴起,中国史学界开展了关于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南耿北齐”正是在这一学 术背景下,成了促进这次讨论的中坚人物,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先师为西方史学史做了 不少奠基性的工作。先师在这方面的建树,大体可以概括如次:
1.重视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
先师在60年代开展的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发展这一学科的设想,1961 年,他发表《什么是史学史?》一文(注: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提出“ 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并结合西方史学的实例,对史学史的对象与任务作了 广泛的探讨,纵论了包括史学史的分期、史学史的内容、史学史的方法论、史学与其他 学科的关系等10个方面的问题。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参考价值。
从1961年开始,先师为历史系本科生开设外国(西方)史学史一课,系统讲授自古迄今 的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揭橥史学流派与史学思想的流变,评述重要史家与史著的成就 ,以及史学方法的进步。1964年,先师招收了国内首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 开当今招收西方史学史专业研究生之先河。
2.主编《外国史学史》教材
1961年底,为贯彻高教部关于编写文科教材的精神,在上海召开了外国史学史教材编 写会议,与会学者有:北京大学的齐思和和张芝联、武汉大学的吴于@①、南京大学的 蒋孟引和王绳祖、中山大学的蒋相泽、杭州大学的沈炼之、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养冲和郭 圣铭、复旦大学的耿淡如和田汝康等先生。在当时,先师已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因而会 议一致决定由先师任《外国史学史》这部教材的主编(这里所说的外国史学史,实为西 方史学史)。
会议结束后,先师即有计划地积极地工作起来,《文汇报》曾以“耿淡如积极编写外 国史学史教材”为题(注:载《文汇报》,1961年8月28日。),专门刊发消息,报道先 师老而弥坚、奋发工作的情形。此项工作因“文革”而被迫中止。
3.对西方名著的移译
先师通晓多种外国语,计有英文、俄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拉丁文等。早年就 译有海斯和穆恩的《近代世界史》(注:黎明书局1933年出版,与沙牧卑合译。)。50年 代译有《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注:天津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与黄瑞章合 译。)、苏联学者阿·伊·莫洛克的《世界近代史文献》(注: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出 版。)、60年代译有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下卷)(注:商务印 书馆1961、1963年出版。)、英国历史学家古奇的史学史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 学家》(注:此书乃先师在60年代初就开始翻译,记得先生家里有一台老式的中文手工 打字机,译完一章,即打印一章。在我读研究生时,先师命我据原文做校对工作。此书 商务印书馆早已向先师组译,因“文革”而中断,直至于1989年才出版。)等。
此外,先师为了配合《外国史学史》教材的编纂、配合历史系课程的学科建设,还有 计划地继续选译西方著名史家或流派的个案资料,内部刊印成《外国史学史资料》分发 给学生使用;同时,又不时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发表许多译文,介绍西 方史学,先师还与曹未风等人,集体翻译过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注:汤因比《 历史研究》一书,中译本(上、中、下三册)乃据美国学者D.C.索麦维尔的节录本翻译而 成,1959年至196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册陆续出版,日后又不断再版,坊间流传甚广 。先师参与翻译的是该书的下册,译者除曹未风与先师外,还有周煦良、林同济、王造 时等名家。近有刘北成、郭小凌据1972年单卷英文版合译的中文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 00年版。)。
三
如果把西方史学史的学科比作一座大厦的话,那么创业者多是绘就蓝图、奠定地基、 搭好脚手,往往来不及砌砖粉墙,更不必说内部的精细装修工作了,总体来看,五、六 十年代的“南耿北齐”为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所做的工作,也大体如此。这如同年鉴学 派那样,在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那里,只是提出了年鉴史学新范型,还来不及像这一 学派的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那样,以其煌煌巨著《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 界》等作出过细的描述。但费弗尔还有马克·布洛赫这两位创始人确为年鉴史学的成长 壮大奠定了路基,开辟了前进的方向。先师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所做的工作也具有这样 的性质。
作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先行者,先师的贡献既从总体上体现在前述三个方面, 也表现在下述他研究西方史学的方法上,这里所说的方法,不是具体的技术性的方法, 它与先师对西方史学的总体认识是密切相关的,因此,通过对这些方法的揭示,也可看 出先师的史学思想,并能进一步了解与认识他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贡献。
这里依据先师生前所发表的论著、未刊讲稿与札记等第一手资料(注:先师的讲稿,我 有三个未刊版本:1961年2月24日开始的外国史学史讲稿,这是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二 年级下学期读书时的课堂笔记;1963年历史系学生的听课笔记;1965年12月15日开始的 外国史学史讲稿,这是我读研究生并任先师助教时的随堂听课笔记。),作出归纳。限 于篇幅,也限于我的识见,在此只能暂列十条,略作铺叙,稍作说明,很可能是挂一漏 万,难现全貌。
1.历史研究务必求实
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是现代历史科学工作者所应恪守的基本准则,也是先师所 反复教导我们的。记得先师曾说过,历史学与说谎无缘,应与真实结伴,那些歪曲事实 、炮制谣言并进而诬蔑丑化他人的人,不但永远成不了气候,到头来,反成了被历史嘲 弄的小丑。这真是至理名言。先师说这番话的时候,是1964年秋我下乡参加“四清”运 动前夕的一次谈话中,他似乎隐约预感到“文革”中那种肆意糟踏历史的丑陋行为。
说真的,先师很崇拜兰克,称其为西方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对兰克在《拉丁和条顿 民族史》一书的序言中所标榜的那句名言:“我的目的仅仅在于陈述实际发生的事情而 已”(即“如实直书”)很欣赏,他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先师对我的作业批改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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